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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逆袭耶鲁,这对夫妇如何科研爱情双丰收?

发布日期:2022-07-19 作者:刘如楠 阅读量:13 取消收藏 收藏文章
【摘要】从毕业典礼的台下列席到台上演讲,叶露鹏、洪玲娟夫妇用了12年。这12年来,他们打破校史、从二本大学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实现了科研平台“三级跳”。


从毕业典礼的台下列席到台上演讲,叶露鹏、洪玲娟夫妇用了12年。这12年来,他们打破校史、从二本大学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实现了科研平台“三级跳”。


他们曾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今年5月份,这对夫妇说到做到,全职加入南京大学,任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和特任研究员。等待他们的,是“独立PI、博士生导师、充足的启动经费和宽敞的实验室”……


而在这些光鲜的背后,充满了披星戴月的苦读,没有自己理想的课题,几近放弃时的相互鼓励。


这期间,他们从同班同学变成了夫妻,升级为父母。“双科研”家庭中,带孩子,做家务,以及为此迟滞实验进度,琐碎拌嘴不时上演,疫情居家又使矛盾更加凸显。


他们在逆袭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挫折?初为“青椒”未来有哪些计划?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获得科研爱情双丰收?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对叶露鹏、洪玲娟进行了专访。


叶露鹏、洪玲娟夫妇 采访对象供图(下同)

 

01.

逆袭:用心想做成一件事,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


《中国科学报》:在母校今年的毕业典礼上,叶老师曾说“从大学毕业至今,我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坚信失败可以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失败让我知道如何取得成功。”请具体讲讲曾遇到过的最大挫折?又是如何克服并获得成熟的?


叶露鹏:最大的挫折应该是高考。读高中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喜欢运动,平时也参加田径训练,计划考体校或警校。临近体能考试,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结果没能参加。这让我非常沮丧,就随便填了一下高考志愿。当我知道被浙江万里学院录取时,还给学校打电话,想让他们退档、拒收,但已为时太晚,只能硬着头皮去读大学。


大学初期的一年多我都比较迷茫,没把心思花在学习上,第一次考英语四级分数很低。


当时洪玲娟是我们的专业第一,我就去找她请教学习方法。后来交流多了,也受到了一些感染,我开始沉下心认真思考自己的现状,觉得自己不能这么浑浑噩噩耽误下去,至少要先学些专业知识、把四级考过。后来花了很多心血去学习,但由于底子薄弱,考了好几次才考过。


洪玲娟:当时来找我请教的同学很多。我能感觉到,大多数人都是借笔记应付考试,只有叶露鹏是真心想提高自己。他是那种认准了一件事就有毅力坚持下去的人,从临近大三开始,他会每天准时买好早饭去宿舍楼下等我,我们每天都是等图书馆开门的第一批人,有时候就变成了他督促着我学习。


两人本科毕业时的合影


《中国科学报》:从万里学院到浙大、再到耶鲁,在人们眼中这是逆袭。你们自己怎么看这个过程?


洪玲娟:回头想想,从浙江万里学院到浙大相对更难一点,我们是学校历史上少有的直接考上浙大的学生。


我们都是浙江本地人,浙大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学校,当时是想全力以赴,放手一搏。


在考研过程中,我们会经常互相鼓励、互相提示,类似于“今天又接近浙大一步了!我们是不是有个脚趾头已经踏进浙大了!”这种的,每天学习也不觉得枯燥,总觉得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叶露鹏:我们不会忌讳自己的母校,二本只是一个阶段、一个临时的状态,它无法决定我们的一生。况且要说学习资源或支持条件,也并不比别的学校少。


当时准备考研的同学很多,但真正能坚持从早到晚学习、坚持到最后的人很少。我们觉得,如果用心想做成一件事,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的,做到了之后就没觉得那么难。


人一旦坚持下来一件事情,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会更容易完成第二件事。所以考研的这段经历给了后面很大的力量。


《中国科学报》:你们什么时候坚定了做科研的想法?


叶露鹏:应该是博士快毕业到博后这段时期。


博士前期我一直做昆虫相关的研究,会用到TALEN、同源重组、转座子等早期的基因编辑和遗传操作工具。2013年,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兴起,我非常感兴趣,当时的导师也很鼓励我去做一些探索。


临近博士毕业,我很希望在这方面能再多做些积累,就到洪玲娟的导师韩峰教授那里做了一年多的博后,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这应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多,可以说彻底解放了自己,在最感兴趣的事情上做了许多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把科研当作事业的想法不断坚定。


《中国科学报》:申请耶鲁博后的时候顺利吗?到实验室初期遇到过哪些困难?


叶露鹏:当时我想去国外学习最前沿的技术和研究,筛选了很多实验室,给那些顶尖实验室都投了简历,但没有通过。


后来在耶鲁大学官网上,看到我后来导师的名字觉得很眼熟,想起曾读过他的论文,当时他还在张锋实验室做博后,看来是已经到耶鲁大学做教授了。我马上给他写了邮件,后来通过了面试。然后我帮洪老师也投了简历,是耶鲁的心血管中心,总体上觉得我们非常幸运。


刚去的时候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前7个月,我基本都以合作者的身份在与其他成员一起做研究,自己的研究方法还是比较迷茫,也没有进展,那段时间整个人都比较焦虑。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寻找最合适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课题,更多的还是要从文献中得到启发,从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把握当前的前沿科学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科学问题成了我开展研究的切入点。要关注领域内的研究发展、面临的科学问题,评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找到和实验室研究的结合点。后来我提出了很多想法,主动找导师谈话交流,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课题方向。


两人在国外做博士后时的合影


02.

回国:选择不唯篇数和影响因子的高校,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二位曾提到会毫不犹豫选择回国工作,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洪玲娟:我们原本的计划就是回国。博士后期间,做什么不做什么导师有主要的决定权,成果当然是国外实验室的。有时候,当我们意见相左时,谈判协商的结果不一定令人满意。回来之后,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成果也是中国的。


《中国科学报》:你们为什么选择南京大学?未来有什么计划?


叶露鹏:当时面试了好几所学校,南京大学是最合适自己的。南大是我面的第一所学校,面试完就接到了现代生物研究院的offer通知。


首先,现代生物研究院是新成立的学院,其科研理念、学生培养机制、教授引进和晋升机制等和发达国家更接近,有着非常好的学者型研究环境。学院不在乎大家发了多少篇文章、影响因子有多少,考察的是所做的研究在领域内的重要性、完整性、可持续性。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更专注于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另外,现代生物研究院给年轻教授提供了充足的启动经费、实验室空间等。


洪玲娟:我的一些研究还在陆续推进中,目前只发出来一篇,学校给了研究员的职位。


由于疫情的原因,运送实验动物比较困难,回来之后都在筹备这些,需要几个月之后才能继续开展研究。等两三年之后,随着成果的累积,我可能会再寻找更有竞争力的职位。


03.

“青椒”:思维最有活力时,没有博士生一起做实验非常可惜


《中国科学报》:从博后到独立PI,你们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和此前做科研会有哪些不同?


叶露鹏:做博后,可以把精力全都放在研究上,做好实验是重心。但成为独立PI,要求会更多:


首先,要保证实验室有充足的经费,这个责任是完全由PI担当的。我在耶鲁做博后的第二年底实验室就面临了经费问题,实验室经费快用完了,大部分工作不得不暂停,好在后来实验室有文章发表才重新有了经费;


第二,不仅要知道自己怎么做科研,还要知道跟谁合作、安排谁来做,以保证顺利完成一个项目。团队里每个人的能力背景都不一样,如何发挥他们最大的优势,是需要认真琢磨的问题;


第三,一个实验室会有一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如何运维、如何建立起文化氛围也需要花时间考虑。


前后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也在适应过程中。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很多“青椒”提到面临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大,如发文章、职称考核、激烈的竞争等,你们会有这样的压力吗?


叶露鹏:压力肯定是有的,但由于学校的晋升方式等,相对会好一些。


南京大学给我的职称是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同时是博士生导师,招生的指标也不少。9月份,将有多名硕士生加入实验室,明年将有2位博士生加入,很令人期待。


这一点非常关键。按照传统的晋升标准,当不上教授就很难做博士生导师,在青年阶段,在大家思维最有活力的时候,手底下没有博士生一起做实验是非常可惜的。等到升上教授了,很可能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思维活力、精力都没法跟之前相比了。


同时由于非量化的、相对宽松的考核方式,我可以有时间去做真正感兴趣的研究。


洪玲娟:从这些年在科研上的时间精力投入来说,叶老师比我更多。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我很难再像之前一样去做科研。因此,他的成长是快于我的。但我的兴趣一直都在,当叶老师建立起了独立的实验室,有了平台资源后,我也有了一个后盾,我可以跟他合作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去做更真实可信的研究。


叶露鹏、洪玲娟夫妇


04.

爱情:在两个人节奏不同步时,相互做出一些调整


《中国科学报》:2019年,出国的第3年,儿子出生,给你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洪玲娟:怀孕的时候还好,在科研上投入的时间精力还是能保证的,但儿子出生后,完全打乱了工作和生活。


当时产假6周,我提前2周开始休的,还没等到满月就去实验室了,白天由我妈妈帮忙带。但由于母乳喂养,每隔三四个小时要么回家,要么去母婴室吸奶出来冷冻。这就导致很多大的实验做不起来,过程中总被打断,要花比原本更多的时间。


由于缺觉、激素水平等,又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局面,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状态很不好,经常会焦虑崩溃。像我们做实验,把细胞养死就养死了,大不了换一批,可面对自己的孩子,任何一点问题我都无法承受。这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只有不断调整适应,那段时间叶老师也承受了很多。


《中国科学报》:叶老师曾提到,白天要带小孩,只能利用晚上去实验室工作,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


叶露鹏:2020年,孩子1岁左右,好不容易我们可以喘口气了,但疫情来了。托儿所关闭,国内的父母也过不去,所以我们至少有一个人要待在家里带小孩。


早上,洪老师去实验室工作,我在家带小孩。到了下午或晚饭的时候换班,孩子晚上比较依赖妈妈,我一般利用这个时间去实验室工作,到半夜回去。这样持续了大半年吧。美国的疫情一直都比较严重,后来也不得不复工,孩子重回托儿所,育儿压力减小了许多,但更加担惊受怕,因为小孩子很有可能被感染。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家务事是如何分配的?


叶露鹏:其实就是在两个人节奏不同步的时候,相互做出一些调整。


我其实在去年7月份就已经确定去南京大学了,但当时洪老师的成果还没发表出来,因为生孩子、疫情等都耽搁了不少,如果那时候回国,研究会大打折扣,非常可惜,所以决定再往前推进一些。到了今年,她的第一篇成果出来了,我们才启程回国。


她如果继续待在耶鲁,后续的研究会更顺利一些,但考虑到希望一家人在一起,也来了南京。


再比如带小孩,都是相互调整适应。


洪玲娟:家务方面就是发挥各自的优势。叶老师很擅长做饭,基本包揽了全家的伙食,还有一些粗活,其他家务我来负责,当然他也会主动分担。


《中国科学报》:做饭和做科研哪个更容易?


叶露鹏:我一直觉得,如果会做饭,实验肯定能做好。但实验做得好,不一定能做好饭。做实验很多东西都是定量的、固定的,但做饭的火候、调料、顺序全凭感觉。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笑)


来源:   中国科学报   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作者不希望被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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