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更自信了；也有人调侃，大学不过是“嫌弃”排名机构把自己排低了。高等教育界有“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之说，它们是U.S.News排名、THE（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QS排名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于2003年首次发布）。每个排行榜都存在争议，但每次“张榜”时，它们也都能引发关注。正如很多人所说，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排出来的，是建设出来的。多位大学校长也表达过对排名的观点：不能不看，也不能全看。不能不看，是因为排名的实质是一种评估。排名反映的是一所高校某几个维度的指标，对排名结果进行诊断性分析，也能部分了解学校办学中的成绩和不足；不能全看，是因为任何排行榜都难以反映全貌，名次的上下波动，并不必然对应办学质量的提高或下降。若将排名本身变成目的，研究排名的指标体系，对某些关键指标搞运动式、突击性人工干预，换取学校位次的上升，则是对排名作用的异化。大学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但很多排行榜的评价指标，是“论文”“帽子”等客观数据，理念、模式、文化等大学办学中更为厚重的东西，则因过于复杂，无法被纳入排名评价体系。而且，大学各有特色，需要分类分层评价，一张榜单，无法概括一切。当然，要不要参与排名，并不以大学本身意志为转移。毕竟，各类机构每年仍会公布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比起是否退出，更重要还是看待排名的态度——是将排名当成参考，还是唯排名、唯指标？对排名的平常心，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信，才是高校退出国际排名背后的深意。同样的，社会公众和其他机构，也要用理性态度对待大学排名，将资源分配、毕业生评价等因素，和大学国际排名脱钩。这样，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的底气才能更足。

找工作的博士小C跟小高聊天时说到：“其实除了高校真的不知道还能去哪儿，习惯了在实验室做科研，最擅长就是学术了，我知道高校卷，也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是想想，去其他地方，自己能干嘛。”“有时候也不是说做不了别的，更多是一种放不下的心理吧，毕竟搞了好几年的科研，不去高校基本就意味着放弃学术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像小C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进入高校就职主要是能在熟悉的地方做熟悉的事。对很多博士来说，做科研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的一部分了，而在高校，博士可以延续自己的科研价值，于是高校就成为了他们的求职方向。甚至有人觉得，高校就是博士的最好归宿，如果不进高校，就浪费了。· 壹 ·读完博不做科研，还有意义吗？01.“科研逃兵”并不可耻有数据显示，在美国继续从事科研事业的博士正在减少，2020年只有10%的工程博士、16%的物理和地球科学博士在从事学术岗位。而在中国，选择学术类职业的博士毕业生比例在1997年为74.6%，到了2020年则下降到58%。其实对很多研究生来说，读研并非兴趣使然。他们对学术谈不上有多大的热爱，更多是为了提升学历，以便在未来求职时拥有更多竞争力。近年考研热度不断上升，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这当中又有多少人是为了科研学术梦而读研的呢？有人为了科研读博，也有人为了生活而读博。做“科研逃兵”并不可耻，或者说，逃离科研本就不该说成是“逃兵”。科研是一段苦心孤诣的旅程，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去。02.人生不止一个选择前段时间，一则“名校博士当城管”的新闻引起了大众热议。北京市朝阳区公布了部分公务员考试拟录用人员名单，名单中的拟录取人员多为名校硕博，其中出现了一名北大博士，被录取的岗位为城市管理执法岗，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城管”。不少人认为博士去当城管是一种资源浪费，但也有一类声音认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媒体评论员木亦在谈论该新闻时指出：“一个开放的社会，也为每个人提供了愈加丰富、多元的选择，这必然会导致高学历人才的‘低就’现象越来越普遍……个人的就业选择，是个人就业竞争力、就业志向、就业观念与态度以及大的就业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博士身份应该是让你在被选择时拥有更多筹码，而不是限制你的选择。人生不止一个选择，在求职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通过各种方式通往目标。· 贰 ·读博带来的还有精神的富足最后再来回答一个问题：读博不做科研是一种浪费吗？图源：知乎“不做科研，读博就浪费了”这样的观点是功利主义的表现。事实上，读博带给我们的不仅有物质待遇的提升，也有精神境界的提升。不管博士毕业后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三年多的磨练是不会消失的。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除开专业知识，博士获得的能力还包括逻辑思维、抗压能力、统筹管理等等。01.逻辑思维论文写作实质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博士需要有“问题意识”，围绕问题进行研究，并且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梳理总结出理论知识，确定研究思路，完成从提出假设到验证假设的闭环。日复一日，也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让他们在面对一项新鲜或复杂的事物时，能够更快找出核心所在。02.抗压能力读博中，你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如意：科研强度堪比“996”、每天都为了deadline搏命、实验数据就是做不出来……头顶“老板”的压力，肩扛实验失败的压力，长期以往，博士也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更懂得遇到问题如何调整心态。03.统筹管理读博阶段，很多事情都是要独立完成的，需要很强的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同时协调和统筹身边的资源，这样的能力同样能应用到其他工作中，帮助博士在职场中能够高效管理各种事务，多线程开展工作。……总而言之，读博塑造、强化了一个人的能力，无论如何，读博的价值和意义都不能被否认。部分人觉得，读博不做科研/不进高校是一种浪费，或许是因为无法实现价值最大化，但正如前文说到，人生更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朝着目标前进。学位学历只是帮助你实现目标的手段，而非条件。▍往期内容>>《深圳之后，这座GDP大市也传出教师降薪，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丨高才情报局第24期》>>《中南大学爆燃致博士生烧伤：高校实验室事故18年110起丨高才情报局第23期》>>《1.28亿人在线求职：往届生找不到工作，应届生拿下大厂offer丨高才情报局第22期》

合理论和现实逻辑。一般认为，人力资本主要由受教育水平、技能、健康以及非认知能力等构成。其中，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多发挥的是信号功能，技能才是决定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高学历的人通常拥有较高的认知能力，但并不必然具有更强的技能，尤其对于一些需要通过“干中学”积累的专业性技能，相对较为欠缺。文章开头提到的“倒挂”正是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表现。“倒挂”现象也折射了经济发展的现实变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对技能提出更强烈需求，加速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变化，技能型人才需求旺盛、缺口较大。人社部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求人倍率（即工作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长期保持在2以上，大学生就业难与技术工人招工难并存现象也是劳动力市场对技能需求的直观反映。而高等教育中，教育与技能不匹配、专业知识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目前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倒挂”现象仍被作为特案关注，背后反映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这一点仍未获得预期的社会认可度。而这，又与当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全适配经济发展需求有关。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取决于三个方面，即生源供给、教育供给及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方面向来旺盛，技能型人才长期处于短缺状态。教育供给方面，近些年相关改革持续深入推进，政府投入不断加大，官方数据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均经费在2020年已与普通高中拉平。而关键制约因素就是生源供给。中专、中职生源选拔模式由过去“拔尖”模式转为目前的近似“末位淘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天职业教育所处的困境。从根本上扭转职业教育困境，需要整体上提高职业教育回报率，这也是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表明，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中职教育的工资溢价从2000年前后的35%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20%，相对于普通高中教育的工资溢价也从2000年前后的10%下降到目前几乎完全消失。从代际对比来看，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群体的中职教育回报率明显更高，且随工龄增长而逐步提高。在此之后出生群体的中职教育回报率则转低，人力资本折旧很快。要遏制职业教育回报率下降态势，推动实现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就是必然要求。5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做出了全新的顶层设计，明确强调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努力消除对职业教育属于“层次教育”的错误认识，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在普职衔接、产教融合、财政保障等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未来有必要面向更长远的国家战略，做好前瞻性的政策储备。一是推动中职与普通高中协调发展，基础课程体系实现统一，学校在职业和技能课程方面趋向个性化、多样化，家庭和学生可根据兴趣自主选择，顺应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趋势，为提升全民人口素质奠定关键基础。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实现融会贯通，学生可申请转换，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趋势，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提供关键支撑。三是让市场主体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尤其发挥创新型企业在师资队伍、课程设计、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做好监督管理。此外，还可发挥职业教育在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中的依托作用，或可探讨高职院校率先向社会开放，鼓励有技能提升需求的各行各业人员重返校园。由此，“中专生给硕士当师傅”的新闻或可不会再引发“围观”。(作者：程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确对待隔离和“变码”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张燕建议，疫情之下，一些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出行限制，可能会出现对未来产生不确定性等心理应激反应，空间的封闭隔离容易加剧孤立无援的恐惧感。张燕说，隔离者要有正向思维，应明白住院集中隔离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的非常手段，能够更专业地救治病人，提高治愈率，且尽量减少疾病对周围人群的传播，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解除危机。湖南省人民医院心理专家万欢建议，当隔离时出现焦虑情绪，可以通过放松训练或其他可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帮助缓解焦虑情绪。如果仍觉得收效甚微，头脑里有很多消极悲观的念头，应反映给医生，专业的精神心理医师可帮助走出困境。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教授张丽说，疫情防控期间被赋黄、红码的人员，可及时获取权威、科学、正向的信息，了解官方对于红黄码管理及转码流程；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包括保持科学的自我防范意识，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日程，如在“变码”期间出现焦虑、烦躁、不安、愤怒等情绪，要及时疏导，多与亲友们交流，获取支持，共渡难关。02.控制接收信息时长，及时寻求帮助张丽建议，广大群众应在疫情期间积极接纳自己的情绪，当出现严重不良情绪时，积极寻求帮助。如果出现了恐惧、无助、无望、空虚、迟钝与麻木等情况并且持续时间超过两周以上，可以拨打心理咨询热线或找专科医生就诊。疫情的出现，电视、网络充斥大量信息，造谣、辟谣消息随处可见，超出了人们的心理负荷。张丽建议，一方面相信权威来源信息，增加安全感。建议控制自己接收信息的时间，每天尽量不要超过1小时。避免接触太多涉及疫情的信息让自己出现焦虑情绪。另一方面，加强自我积极暗示，培养积极情绪。张燕说，可以暗示自己“这种情况确实麻烦，但我可以应付”“我有能力应对生活挑战，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一刻我仍然拥有健康，我要继续努力生活”。03.“大白们”的心理调适同样重要张燕指出，在应激条件下，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出现焦虑、紧张、恐惧情绪，持续的压力会导致悲观、绝望、抑郁、狂躁等。对此，心理调适一般原则是：注意饮食、保证营养；保证轮岗轮休，保持心情舒畅。处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要了解在灾难条件下会出现一些和平时不一样的心理、行为反应，这是正常的；允许自己出现负面情绪，并及时观察与调整；找到自我减压放松的方法，允许自己示弱；当感到无法承受压力时，及时倾诉；改变不良认知，防止灾难化思维，避免追求完美，以偏概全。张燕说，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医务人员要及时寻求社会支持，保持和家人的联系，从家人的支持中获取温暖和力量；与同事之间相互支持，适时分享感觉与经验，同事之间可以相互鼓励、打气，相互肯定；处理问题时采用成熟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万欢建议，医务人员还可以通过科学运动等方式调适心态，提升心理弹性，增加自己的抗压能力。

题变成了“怎样站好最后一班岗”。像刘江这样的老师还有多少？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鲍威基于对1992年~2017年间，80余所部属院校教师队伍年龄结构与科研产出关联性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在国内研究型大学中，教师的年龄结构已经出现“老龄化”趋势。但对于这一结论，刘江并不认同：“明明我身边的年轻老师越来越多了啊！”01.“塔尖”与“塔基”的结构性差异刘江的感受也并非没有相关研究支持。不久前，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张抗抗针对中西部高校教师的年龄结构进行了一项数据研究，最终得出以下结果——“中西部高校教师的年龄结构呈‘鱼形’分布，即头大、尾小，青年教师平均占比过高，资深老教师占比相对较低。”张抗抗对《中国科学报》说。举例来说，太原理工大学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该校专任教师队伍中，45岁以下青年教师占比高达63.3%，46~55岁中生代教师比例为26.6%，56岁及以上教师比例为10.1%；西部的长安大学三个年龄阶段教师对应比例分别为64.43%、21.87%和13.7%。“实证研究表明，从长远看来，老年教师与中青年教师对教育的发展都会产生正面影响，但相较之下，老年教师由于其工作经验更加丰富，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要明显大于中青年教师。”张抗抗说，因此，中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年龄结构的失衡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师队伍效能的充分发挥产生阻滞作用。张抗抗口中的“实证研究”，指的是几年前，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教授蔡文伯针对高校专任教师结构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进行的一项计量分析。根据他的研究，在影响教育发展的各种教师队伍结构因素（如年龄、职称、学历等）中，年龄因素对教育发展的贡献率排在第二位。然而，如果将研究对象从中西部高校移至国内顶尖研究型大学，就会发现这些高校面临另一种风险，即鲍威研究团队所指的“老龄化”问题。根据鲍威的统计，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平均年龄在1992年时曾一度超过46岁，但随着此后高校教师队伍的扩容，至本世纪最初十年，这一数字下降至42岁左右。然而，自2013年开始，研究型大学教师平均年龄又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至2017年已经超过44岁。从不同年龄教师比例看，2011年，资深教师在研究型大学全体教师中的占比约为6%，年轻教师的比例则为51%；而至2017年，以上两个数字分别为8%和38%。换句话说，青年教师的占比在短短6年时间里，减少约25%。“根据研究，当青年教师、中生代教师、资深教师占比分别为51.2％、43％和5.8％时，高校的科研产出将达到理论最优值。”鲍威告诉《中国科学报》，但现在的情况是，在呈现金字塔状的国内高等教育体系中，居于塔尖的研究型大学与位于塔基的众多地方高校的教师年龄分布呈现结构性差异：塔基过于年轻化，而塔尖老化趋势已逐渐凸显。02.学科评估、学术竞争等多重因素叠加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对于目前国内不同类型高校教师年龄结构的不同，多位专家均表示，这与我国高等教育阶段式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据蔡文伯回忆，我国最早关于高校教师年龄结构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伴随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恢复重建阶段。此时，迫切需要师资力量支持的各高校出现了明显的年龄断层——老年教师比重过大，青年教师严重不足。在此背景下，大量刚毕业的大学生被迅速补充到高校教师行列，教师的平均年龄也随之快速下降。至上世纪末，随着高等教育“大扩招”开始，国内高校教师规模迅速增大，又有一大批年轻教师进入高校。不过，由于此前进入教师序列的青年教师已进入中生代，教师的整体年龄结构依然相对平稳。然而，近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启动，这种平稳的教师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分化。“首先是地方普通高校，它们忽然发现此前可以满足要求的一些指标，比如生师比、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等，不再满足各种评估和工程的要求，加之近年来东部高校大量从中西部地方高校‘挖人’，导致它们必须大量补进具有博士学历的年轻教师，从而使教师队伍结构达到某些‘标准’。”哈尔滨工业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系副教授黄超说。刘伟（化名）2019年博士毕业，进入国内某地方行业类高校任教。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己所在大学目前的教师总量在两三千人左右，但仅在2019年，与他同时受聘该校的新老师就有500人之多。“如果35岁以下的老师就算是‘年轻’的话，学校至少有一半都是年轻人。”反观研究型大学，由于现有师资队伍不论是总量还是学历水平，都足以满足各种标准和评价，因此并没有大量招聘年轻教师的压力。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加强高校学科评估的力度，高校间不断加剧的学术竞争使部分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引进时，更偏好具有人才头衔和成熟科研能力的中生代或资深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占比逐年下降，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呈老化趋势。”鲍威说。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被高校选拔到教师队伍中的大量青年专业人才，此时已逐渐接近退休年龄。多重因素叠加，就使得不同类型高校的教师年龄结构呈现巨大差异。“教师队伍年龄老化问题尤为突出的是学术声望高、科研实力强的C9联盟高校。”根据鲍威的统计，截至2017年，C9联盟高校青年教师实际占比为28.6%，较理论最优值低22.6%，而资深教师实际占比16%，比理论最优值高10.2%。03.年龄结构带来“隐性”和“显性”挑战鲍威告诉《中国科学报》，对于一个学术组织而言，组织整体的学术导向会对教师个体的研究方向、研究范式、理论视野的选择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成员的年龄结构趋于单一化时，虽然更容易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形成统一规范和共识，但这种文化氛围却可能对创新性观点产生排异。“如果能保持教师队伍年龄结构的多元化，在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中，院校内部的学术导向会更加包容且富有弹性，新观点、试错式研究也更容易获得成长土壤，学术组织整体的创新性也会相应改善。”鲍威说。除了这种对于创新的“隐性”挑战外，面对目前教师的年龄结构现状，高校还面临一个“显性”的挑战。据蔡文伯判断，至少在未来十年，国内高校都会处在一个中老年教师纷纷退休、青年教师大量进入的“交接期”。其间，不论是年轻教师比例过大的普通地方高校，还是众多资深教师行将退休的研究型大学，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如何做好不同代际教师之间的“传帮带”工作。“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未来高校整体科研和教学水平的提升。然而，遗憾的是，至少从目前看，相关的工作我们做得并不算好。”蔡文伯坦言。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一位资深教师到某地方高校担任院领导职务。工作之余，他做了很多指点年轻教师科研的工作，也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当他号召学院其他老教师也做同样的事情时，却没有一位教师站出来。这让他颇为感慨。“至少从我们接触的案例看，很多年轻老师的科研之路几乎全都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很难看到前面有人为他们点亮一支引领的蜡烛。”有学者直言不讳。在进入高校之初，刘伟的研究课题延续了其博士期间的某些方向。此后，他也慢慢开拓了一些新方向。但不管是此前的课题还是新课题，他都坦言几乎是在“单打独斗”。“我的导师是一位业内的知名专家，本身研究工作就很忙，所以平时我都会尽量少打扰他。”刘伟说。至于向周围年长的同事请教，“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他具体解释道，单纯从专业角度看，他从事的是高原地质研究，该领域在校内很少有人关注。“即便有老教师的铀矿研究做得很好，但与我的研究领域相差太远，我没有办法从他那儿获得什么支持。”至于其他方面，“如果我愿意接触甚至加入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也愿意提供一些平台乃至资金方面的共享，但相关的成果出来后，肯定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既然如此，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干”。一方面，资深教师不愿意“站出来”指导青年教师，另一方面，青年教师对此似乎也充满了顾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04.“去功利化”交流氛围待重建需要注意的是，曾经的国内大学是不缺少这种“传帮带”氛围的。两年前，在整理资料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刘庆生发现了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谭承泽给他的四封信。“日记显示，此后我还曾经不断收到过谭先生的来信。”刘庆生告诉《中国科学报》，那时正是他科研起步的艰难阶段。谭承泽作为我国岩石磁学和古地磁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研究方向和刘庆生选定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为此，我不断通过写信的方式，将学习中遇到的难题与困惑告诉谭先生，向他‘求教’。”刘庆生说，仅在1986年，他就公开发表了5篇文献调研成果的综述类文章，并出席了两个全国性学术会议。“那段时间是我向谭先生请教问题最多的时期。对我的请求，谭先生总是有求必应，这令我很感动。”这样的感受，很多那段时间初入高校的年轻老师都有体会。正如蔡文伯所说，“那时很多老师都非常具有‘传帮带’意识，他们会要求年轻老师去听他的课，并实实在在地关注青年教师的发展。”然而，在蔡文伯的回忆中，从上世纪末开始，这样的氛围便慢慢消散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SCI为代表的各种量化考评机制被逐渐引入国内。“在此之前，高校教师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很少考虑所谓‘名分’和‘排名’问题，甚至最后的绩效考核也往往是以团队的形式进行，这就给老教师指导年轻教师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空间和氛围。”蔡文伯说。但随着各种考评更加偏重量化和个人化，团队成员间的合作意识也开始变得淡薄。刘伟向记者坦言，在遇到科研难题时，他也很希望召开一个组会，大家一起讨论，“但这必须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前提下”。他说，如果团队成员之间都不信任，就很难不担心自己的一些科研想法被他人利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学术文化问题。”在鲍威看来，多元化年龄结构下，不同代际教师间是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的——资深教师可在把握学术组织发展方向、引领团队的同时，为青年教师提供职业初期的必要支持和引导；中生代教师是高校学术生产力的核心依托；而青年教师则可以带来思想与范式的创新，并承担一些基础性工作。“但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需要建立在自主探索与平等交流的基石之上。这就要求高校构建包容、开放的学术组织文化。”鲍威表示，在这方面，多元化的教师队伍年龄结构既是形成这种文化的必要支撑要素，同时也会深刻影响到不同代际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显然，要形成这种文化，并不是通过制定几条政策就可以做到的。正如有学者在受访时所说，“我们可以规定年轻教师必须听几节老教师的课程，但无法规定老教师在指导年轻老师时付出多少真心，这种发自内心的意愿，只能通过文化氛围的渲染实现，而我们目前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文化” 。从这个角度看，面对即将到来的十年“交接期”，有关部门需要做的远远不止制度调整这么简单。“如果在这10年间，‘交班’问题解决不好，对未来我们的发展会产生深刻影响。而如何重建一种有利于不同代际教师之间‘去功利化’的交流氛围，确实是一道待解的重大命题。”蔡文伯说。

入校工作，但当初答应的每月生活补贴，刚刚才到位。也有某市被引进的人才在网上留言，表示其按照政策规定可以享受的购房补贴已经拖欠数月，相关部门的回应也与前例类似，指补贴拖欠源自经费调剂延迟，待经费到位后发放。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诚如网友所言，承诺过又食言，受伤的不仅仅是这些人才，还有当地的发展潜力。各地对于人才引进的重视，始自我国力促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之时。数年前，一、二线城市打响了“抢人大战”第一枪，很快就蔓延至全国各地，乃至下沉到诸多县级城市。随着人才待遇政策的不断加码，大城市基于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服务功能较为完善、区位优势突出、医疗教育资源丰富等优势，对于人才聚集的能力远远超过中小城市，为了吸引人才，这些中小城市出台了一系列更具竞争力的政策。而今，对当初政策的兑现能力，在疫情防控和经济转型的影响下，正成为这些地区新的考验。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归根结底也是来自人口、人才的聚集。在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障碍越来越小、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日渐提高，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始终存在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倘若中小城市继续通过政策攀比来“抢人”，显然是把自己置于恶性竞争的不利境地，结果也只能图一时之爽快、陷后人于尴尬。以长远角度和城市自身角度来看，积极修炼内功、打破发展路径依赖，通过打造更加友好的营商环境和特色产业来聚集人口、促进经济增长，显然是更好的选择。一个是科技人才、一个是管理人才，如果能更加高效率、市场化地与当地资源、政策相结合，其所迸发出的生机活力与十足后劲将难以估量。考察新闻报道中这些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譬如生活补贴、子女教育、购房补贴等等，大多还是着眼于赋予人才“额外权利”，考察指标则总是暗暗锚定房市冷热等内容。这带来的问题就是，虽然“抢人大战”无意中打破了很多过往看似坚硬的桎梏，但人才引进政策的成本要让公共财政来支撑、引进政策出现的风险要政府公信力来买单，如何推进“下半场”，面临公平性和规范性的拷问。上述利益博弈同样需要制度来规范，也同样是构建当地公平、公正、透明的良好营商环境逃不掉的一环。想来，对各地而言，“抢人大战”已由热转冷，但输赢未定。无论是哪里，只有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最大限度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成为人才高地。毕竟，人不是抢来的，是吸引来的。（作者：赵明昊）

括6名博士在内的团队，耗时4个月都无法解决，求助北大数院青年教师韦东奕后，很快就破解了难题，并且韦东奕认为这事太简单所以拒收报酬。这不是“韦神”第一次火爆“出圈”。此前在一段采访视频中，韦东奕手里拿着馒头和矿泉水瓶，憨厚的相貌，素俭的着装和朴实的言语，引发了网友热议。人们热议的，其实是这幅画面与想象中的“北大老师”、“数学天才”反差太大。这让人不禁想起不修边幅的爱因斯坦，甚至武侠小说里的扫地僧。这回“韦神”再上热搜，让人看到这位天才数学家不仅“画风清奇”，而且“特别能打”。他的数学造诣网上都能查到，但罗列抽象的成就，都比不上这个故事来得生动叫绝。人们津津乐道的，概括起来有两方面：一是数学天才轻松破解实用性的工程难题，二是淡泊名利，“事了拂衣去”。有网友想去求证此事的真假，不过这不是重点。哪怕网传说法不实，也算不上是特别恶劣的谣言，这个故事只是符合“吃瓜群众”的愿景思维（wishful thinking）罢了。人们期待这样一种天才。他可能毫不起眼，甚至有点寒酸，但他能力超群，成就斐然；他看着像个书呆子，却拿得出真本事，破解的难题可以给人带来切实的收益；他与世无争，道德上纯洁无暇；他无视外界，活出自我……科幻作家宝树在微博评论里说得好：“韦神完美地符合了一般人对天才的想象，科学天才就是一心沉浸于科学王国，不闻窗外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觉得自己很有‘个性’，接近天才，但其实真是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我们绝大多数人不是天才，可是现实中总有冒牌的天才和大师招摇撞骗。正当我们怀疑是否真有天才这个“物种”时，这个有鼻子有脸的故事，让人再次相信山外有山。事实上“江山代有才人出”，历史上各个行当从来不乏天才。但众人追捧的天才，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人说“文无第一”，并不是所有的行当，只要出了天才大家就会有目共睹。画家梵高，文学家卡夫卡，在各自的领域堪称一等一的天才，可惜他们都在死后才能赢得声誉。面对这些缺乏“现世报”的样本，人们更多地是投之以唏嘘感慨。也许说到底，人们还是会怀疑，比起科学，文学艺术在智力要求上似乎还是不够“硬”。科学界的天才，似乎更容易被业内专家识别出来。人们喜爱的天才，道德上未必完美无暇，但至少要免于世俗。牛顿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无出其右，但在当年，牛顿担任教职期间的工作收入一直不高。这也让年逾五十的牛顿决定，为了一家生计，他要寻求收入更高的工作。1696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蒙塔古来信邀请牛顿担任皇家造币厂督办。牛顿收到信件后，欣然同意前往。尽管后来牛顿改革了金币的生产技术，实现英国金币制造的标准化，但只要提及他的后半生，人们总觉得伟大的牛顿堕落了。多数科学天才，都有实现荣华富贵的能力。科学天才一旦有了名利，人们会认为那是拜天赋所赐，若将天赋兑现为利益，虽然无可厚非，却也变得不那么可爱，也不那么可敬了。正因如此，当年中科院遥感所所长李小文院士，一时成了明星科学家。他的“出圈”当然有辉煌的学术经历和过硬的学术贡献作支撑，但人们喜闻乐见的，还是他脚蹬布鞋、不修边幅的形象，以及他喜欢令狐冲，每天喝一斤二锅头的侠士风骨。还有一些天才，千里马横空出世就被伯乐相中。他们的能力和成就，横跨文、理、艺术多个领域，人格上也超凡脱俗，却因研究领域缺乏直接且显见的实用价值，导致难以“出圈”（这并不是说“出圈”本身是值得追求的）。20世纪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属于这一类。他出身名门巨贾，却也安贫乐道。不仅在音乐、工程、建筑等领域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更是一手缔造了两个完全不同却都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学派。尽管如今的文艺青年多多少少听过他的大名，但大家似乎也很难说出他的思想如何改变了世界。在没有神的时代，那些集才华横溢、道德圣洁、人格超拔和贡献斐然于一体的科学天才，自然容易受人称颂和爱戴。不过这样的科学天才越来越少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科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20世纪中期美国“曼哈顿计划”之后，科学逐渐从牛顿时代贵族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般的“学院科学”，进入到了需要政府、商业、军方、民众等多方主体介入“产业科学”。科学的规范性要素发生了剧变，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的天才科学家，也就愈发稀少了。这么看来，只有数学天才最容易满足大众关于天才的想象。数学有公理系统，有对错可言，比拼的是智力和专注力。天才数学家一般无暇抛头露面追名逐利，他们沉浸在纯粹的思维王国当中，但也会一个不留神就带给其它领域（例如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计算机工程、军事密码破译等）巨大而实惠的变革。纳什“美丽心灵”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图灵二战中破译德军的密码被人广为传颂，这些都是人们对天才数学家至真至纯的礼赞！与追捧娱乐明星不同，这一回，绝大多数人是真心诚意被“韦神”种种可贵的品质所折服。人们渴望一个像数学真理那样永恒为真而且还有实效的精神榜样。以前是陈景润，这次，是韦东奕。（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此稿件为《中国科学报》原创   小编后记：韦神解题一事到底是真还是假？《中国科学报》7日也连线了熟悉韦东奕的北京大学数学院的资深学者。这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中国科学报》，“东奕数学解题能力确实很强，但这事应是假的，是有人想要流量而已。”这位资深学者还强调，媒体转发时，最好查一下信息的原始出处。同时，北大数学院另一位非常熟悉韦东奕的老师也告诉《中国科学报》，在这件事的真伪上，媒体的表达很暧昧，有误导读者的嫌疑。7日中午记者连线这位老师时，他正好碰到韦东奕慢悠悠地从理科教学楼出来，背着那只讲课时也不会摘下的小包包，一个人自顾自地在校园里走着，网络世界上热搜的喧嚣与“韦神”根本无关。

。一些观点认为，考研者并非奔着学术研究目标而去，而是为了提升学历，找到好工作，拿更高年薪，此类做法不利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升。无独有偶，曾有学者在社交网站感慨道“招不到理想的学生”“研究生学‘废’了”……甚至有人调侃现在的研究生太物质，能潜心科研的廖若星辰，“985成高级职校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01.生存vs.科研近年来，考研人数连年攀升。从2017年首破200万大关起，考研报名人数在高位上保持高增长趋势，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增幅为21%。2022年初，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多所高校2022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相比2021年增长率超过40%，诸如长江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等高校2022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增长率超过50%。可以说，考研已成为一场“全民狂欢”。在庞大的考研群体中掩藏的是考生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真切希望。据教育部统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规模和数量创历史新高。“2022届高校毕业生面临多重就业压力，困难程度甚至超过2020年”，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4月19日召开的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第三次调度视频会议上提到。虽说高等教育人群规模不断扩大，但仍存在部分本科毕业生知识技能与市场需求存在不够契合，不能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变化，求职和就业难度加大的问题。除就业难外，就业质量也是考研人所关注的。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于2021年6月起对19个省份的34所高校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从报告中各层次学历人群客观收入所反映的就业质量看，整体上学历越高收入越多，呈现正相关。这也解释了求职压力的增加、就业质量的降低，迫使本科生随大流考研，他们读研目的就是为了就业、解决生存这类刚需，而非真正的科研兴趣。《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在针对考研动机的调查分析中提到，就业压力成为考生选择考研的最主要因素，近六成的考生因为就业压力大，想增强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选择在学术上深造的考生占比刚刚超过三成。图源：中国教育在线官网为了更好地就业而选择读研，是年轻人在面对激烈的就业压力、谋求个人更好发展的必然选择，无可指摘。值得反思的是，对于高校而言，如何让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更紧密，从而提高本科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是关键。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到的，“大学是否有差异化的人才培养定位、严格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以及根据市场需要自主调整学科调整专业的机制，这是保障大学生质量，让大学生顺利就业的前提。”02.热爱科研也需物质保障此外，年轻人不是没有梦想，扎根学术固然是理想，但也需要“碎银几两”的支撑。过去，我国科研工作者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甚至有“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顺口溜。科研工作对年轻人，特别是有学术潜质的年轻人逐渐失去吸引力，他们要么不再从事科研工作，要么难以集中精力专心从事科研工作，往往急于拿到学位，匆匆就业，读研读博在众多年轻人看来只不过成为了就业缓冲期。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就曾撰文道：“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阴差阳错之间，我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南京大学的一项关于博士生希望什么的培养环境研究中提到，优质的培养环境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前提。在对1245名博士生进行调研后发现，博士生的诉求焦点集中在奖助学金支持力度不够方面，如，“增大博士生奖助学金的支持力度”等。此外，对“奖助体系”意见的相对提出率计算结果也显示，不同学科博士生在“奖助体系”意见上的提出几率相差不大，可以说，不同学科博士生在奖助体系方面有着比较一致的诉求。博士生意见涉及的主题情况“奖助体系”意见提出几率的学科差异丨图源：论文《博士生希望什么样的培养环境——基于博士生意见调查的实证研究》其中的原因分析显示，博士生往往面临着来自科研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接近而立之年的他们，在经济需要方面比本科生和硕士生更加强烈，然而，科研压力的存在又不允许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增加经济收入，故而提高待遇，生活上无后顾之忧，才能更好地投入实验研究成为大多数博士生的诉求。研究生阶段是创新潜能开发的“黄金年纪”，也是人生压力较大的阶段，既要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又要考虑毕业后的出路，“左右为难”的研究生也不在少数。改善研究生待遇和研究环境，让想做学术研究的年轻人不为衣食发愁，才能充分挖掘其潜力。03.研究生不研究，未必是坏事厦门大学刘振天教授在采访中谈到，“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以往是培养某专业领域的学者、大学师资或政府企事业专业管理人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培养目标范围在扩大，就业去向也日趋多元化”，硕士研究生亦然。因此，对高校而言，培养具有知识创造或实践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成为重要因素，基于此，按照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不同类型对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实施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2020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在扩大硕士招生规模的基础上，“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同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其中明确指出，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也许到2025年，有三分之一的研究生将以学术研究能力作为自己读书的目的，而大部分研究生都将成为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需要，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那个时候也定会存在人们调侃的985变“高级职校”的情况。与此同时，让想做学术的早点“扎根”也在积极推进。在优化培养类型结构方面，《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同时提到，要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研究探索在高精尖缺领域招收优秀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办法。2021年，高教城市Top 2的北京和上海相继发布研究生改革的相关意见，均提到扩大直博和硕博连读比例；同年10月，教育部在答复相关提案时表示，正在就“扩大推免直博升学比例”的相关建议积极开展调研，拟进一步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同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接连官宣：2022年将进一步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种种迹象表明，直博生制度正在成为当下博士招生中引人注目的一股热潮。招生政策的调整让更多有志于科研的学生选择直博，让学术型研究生在校期间就可以权衡选择硕博连读，是研究生培养体制从重视体量向重视质量的巨大转变。细化不同类型的研究生，让想就业的高质量就业，让想做学术的早点“扎根”成大势所趋。04.培养人才，不应急功近利诚然，学者们的痛心疾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太需要有着为社会、为国家兴旺发达而努力奋斗的人，也需要更多为我国科技发展而执着奋斗的人。关于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热点，类似的质疑还有“为何中国盛产博士却多年都产生不了一位大师”等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一位大师的出现，既离不开高校的滋养培育，也离不开高校之外的广阔实践和人生历练，一般都要经历入门、成长、成熟和专家等阶段，这是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研究生教育当务之急是要在继续保持科研优势的前提下，改革培养过程，秉持“十年磨一剑”的良好心态，使培养的人才更具适应力、综合素质更高。

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准备聘用“被赶出”MIT的萨巴蒂尼。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巨大争议。4月27日，数百名学生、教职工、博士后走上了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医疗中心对面的街头，高举着“SAY NO to SABATINI（向萨巴蒂尼说不）”“Protect Trainees（保护学员）”的标语，向纽约大学医学院表达抗议。反对者的呼声，打碎了萨巴蒂尼的再就业机会。5月3日，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院长罗伯特·格罗斯曼（Robert Grossman）在给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群发邮件中表示，经过仔细和彻底考虑，萨巴蒂尼和院方共同做出了决定：萨巴蒂尼将不会加入医学院。萨巴蒂尼发表声明表示，所谓的性骚扰指控是“虚假、歪曲和荒谬的”，但考虑到这次聘用带给医学院的巨大压力，他决定放弃入职。大卫·萨巴蒂尼 图源：Whitehead研究所01.聘用“性骚扰”者？最先感到不安的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众多教职工们。“聘用一个因性骚扰罪名而被逐出麻省理工学院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人，这可能会严重损害我们的声誉和文化。”在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教职工看来，学校的这一做法传达出了对性骚扰的容忍。于是，他们联名反对聘用萨巴蒂尼。截至4月29日，已有600多名医学院校友、108名现任教职员工，以及超过360名外科学家、学生等，在寄给院长和副院长的反对信中签下了名字。“为了学生，也为了学院里的研究者们，我不得不感到担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表示，“性骚扰这一指控非常严重！如果聘用了他，是否就意味着将来任何学生挺身而出举报教师的不当行为，都是无济于事？”纽约大学知情人称，萨巴蒂尼的聘用得到了纽约大学医学院院长格罗斯曼的支持，并由执行副总裁兼学术副院长达夫纳·巴萨吉（Dafna Bar-Sagi）推动进行。在此前发给教职工的一封邮件中，格罗斯曼谴责了所谓的“抵制文化”——因涉嫌性骚扰而对萨巴蒂尼进行全方位抵制。“一些暴民们大张旗鼓地‘抵制’有不同想法的人，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不择手段地攻击他人。”他在邮件中写道，“学术界何以容忍这种行为？匿名的指控者可以随意贬低一位同事的科学工作和私生活，即使他们毫无证据。”与此同时，也不乏萨巴蒂尼的支持者，为他奔走发声。一些萨巴蒂尼实验室现任和曾经的成员，联合起来为一封支持他的信件征集匿名签名。在这封信中，他们声称“从未听说或经历过实验室的任何虐待现象，更从未目睹任何性骚扰行为。”信中还写道：“在萨巴蒂尼的实验室工作，是我们职业生涯中最幸运、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希望这封信能促使您决定聘用萨巴蒂尼。”但这一征集匿名签名的行为遭到了公开拒绝。如今就职于布罗德研究所的计算生物学家、曾在萨巴蒂尼实验室做过博士后的安妮·卡朋特（Anne Carpenter）在推特上表示，4月初，她接到签署这封匿名支持信的邀请。“我不会签字的。”卡朋特在推特中写道，“看到麻省理工学院调查发现的实验室风气问题，尤其是那些‘特别关注问题’，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在萨巴蒂尼提起的诽谤诉讼中，他以卡朋特如今成功的职业生涯为例，试图证明在他的实验室中，女性并未处于任何不利地位。对此，卡朋特在推特中回应称，萨巴蒂尼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我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他的清白，更不能证明他在实验室里平等对待女性。”卡朋特写道。02.风波缘起大卫·萨巴蒂尼于1997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进入Whitehead研究所，这是一家隶属于MIT、但财政独立的研究实体。2002年，萨巴蒂尼加盟MIT。由于在癌症、糖尿病和衰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萨巴蒂尼获得了很多荣誉奖项，并于2016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此时的他年仅48岁。2021年8月，一家外部律师事务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了萨巴蒂尼涉嫌性骚扰的行为，这严重违反了Whitehead研究所的政策规则，萨巴蒂尼被迫离开了Whitehead研究所。与此同时，一直以来为萨巴蒂尼实验室提供资助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也表示因其违反工作场所的行为规范，而对萨巴蒂尼予以解雇。两个月后，萨巴蒂尼对Whitehead研究所、研究所主任莱曼（Ruth Lehmann），以及那位声称自己遭到萨巴蒂尼性骚扰的女性提起了诽谤诉讼。他表示，这些机构并未就解雇缘由作以详细说明，但Whitehead研究所却编制出了一份229页的报告，根据何在？而至于这名女性，萨巴蒂尼则声称自己与她是婚外情，在他明确表示“不想建立长期关系”且要求结束这段婚外情后，对方继续纠缠不成，转而举报他性骚扰。12月，这名女性提出了反诉，“萨巴蒂尼的诉讼既愚蠢，又充满报复性。”她说。到了2022年4月，MIT也作出了反应，一些校方高层提出了撤销萨巴蒂尼职位的建议。而后，萨巴蒂尼选择了从MIT辞职。03.美国曾“开除”涉性骚扰院士萨巴蒂尼并不是唯一一个因“性骚扰”指控身陷风波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21年，成立158周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首次“开除”院士，被除名者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杰弗里·马西（Geoffrey Marcy）。马西的名字在天文学界如雷贯耳。他是在太阳系外发现行星数量最多的人。据统计，前100颗太阳系外行星中的70颗是他和合作者共同发现的。201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量调查细节在网络上公布，证实马西存在性骚扰行为，包括亲吻和抚摸学生。之后马西便离开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距离马西失去院士头衔还不到一个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又以同样的原因，将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从院士名单中除名。阿亚拉于2018年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离职。相关调查发现，他曾对同事进行性骚扰。对此，一位女性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表示，人们过去往往有这样一种态度——“哦，好吧，如果有人是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什么都能忍受”。她已经受够了这种论调，而现在令人欣喜的改变正在到来。参考资料1.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nyu-may-hire-biologist-pushed-mit-whitehead-sexual-misconduct2.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1/05/astronomer-geoff-marcy-booted-national-academy-sciences-wake-sexual-harassment3.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1/06/national-academy-sciences-ejects-biologist-francisco-ayala-wake-sexual-harassment4.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nyu-administrators-defend-david-sabatini-challenge-sexual-harassment-findings

DP大市——无锡“教师降薪”的消息也在微博传出，引起了网友特别是教师群体的关注。4月下旬关于无锡教师“降薪”的消息引发关注一个月之内，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座GDP大市接连传出“教师降薪”的消息，不禁引起大家的一连串疑问，降薪是不是真的发生？背后的原因何在？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小编试着来一探究竟。01.GDP大市纷纷引进优秀教育人才，教师待遇水涨船高过去几年，以深圳为代表的GDP大市，为提高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在人才引进方面下足了功夫。以深圳为代表，下属各区每年都会组织专门的教师外出招考活动，直接到各大知名高校和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举办宣讲会、招募引进优秀毕业生，同时，提高教师的待遇水平，引进高学历人才和在职骨干教师。一时间，名校毕业生扎堆应聘，博士进中学不再是特例，深圳在短时间内招募形成组成了一支豪华的中小学教师团队。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2022年春招宣讲路线，众多各校在列除了深圳以外，以苏州、无锡为代表的苏南地区GDP大市，在教师人才引进方面也一直下大力气，在待遇方面也毫不吝啬，力求对齐当地公务员水平。从网友分享的数据来看，无锡等地入编教师的年综合收入基本都在20W以上，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相对较高水平。网传无锡初中公办教师的待遇丨图源：微信公众号“无锡教师编制”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城市的教师待遇水涨船高，来源于城市经济的支撑。目前公办中小学教师综合收入主要由两大板块构成，一大版块是基本工资和相关社保福利的部分，这部分虽然会因地域差异和经济发展的程度有所区别，但数字相对稳定；而另一大版块则是以地方补贴、公积金、年终绩效为主的各项津补贴和额外收入，这部分收入一般由地方财政供给，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较为充裕，有能力去提升这一部分的收入水平，一方面将对齐公务员收入水平的政策要求落地，另一方面也能吸引优秀人才不断加入。02.教师“降薪”消息接连传出，引发各方关注3月下旬，有关深圳教师“降薪”消息在网络平台传出并引发热议。其实早在2021年下半年，深圳教师要降薪的消息就已经传出，3月份这一消息加速传播，更让很多深圳的教师们感到焦虑。有网友整理了“降薪”前后的对比，不同职称的岗位降幅在6万到10万不等，扣掉五险一金的话实际到手的明显下降，还有网友指出此番调整不亚于是一次“断崖式”降薪。网传深圳教师“降薪”前后收入对比丨图源：微信公众号“教育一读”而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媒体的报道，据《财新网》4月份的文章，数位深圳在职教师证实，其收入确有减少，包括部分补贴如养老补贴、计划生育奖等津贴的取消，以及对2020年终奖进行补税等，补税金额在5000元至2万元不等。4月下旬，微博上再次传出无锡教师“降薪”的消息。根据微博网友的信息，这次“降薪”主要集中在三个点：一是部分教师2021年绩效奖励工资发放时间尚不明确；二是公积金部分的金额减少；三是不光公积金减少，之前“多发 ”的部分也要退回去。正是这些引起了不少老师的不理解。截至目前，关于无锡教师“降薪”的消息并未有官方回复。不过有网友也指出，网传关于无锡教师“降薪”的消息并不准确，微信公众号“老秦说教”的文章提到，最近无锡的所谓降薪，准确的说是要将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公积金退回到2020年底的水平，要退的部分公积金是2021年以来增加的，严格来说退公积金不能称之为降薪（确实要减收）；并且，退公积金不是针对教师的，而是针对无锡各类财政供养人员的，突出教师降薪，既不准确又不妥当。03.“降薪”原因何在，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前面有提到，GDP大市有财力来提高教师的待遇水平，但教师待遇水平的持续提高和保持，也面临着一些因素的制约，一般来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公办教师作为财政供养人员，其薪资架构也受到整体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二是公办教师的收入水平也是所在城市长期财力的承受力有关。而这两方面的原因，似乎都隐藏在这两个城市“降薪”的背后。首先看第一个原因，在政府规范公职人员收入的大背景下，公办教师也无法独善其身。如前文提到，无锡的这次调整，并不是单单针对教师，而且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统一操作。实际上，无锡之外，此前同处苏南地区的苏州，在今年年初也传出了教师减薪的消息，为此政府部门还专门作出回复：苏州市某区对教师减薪传闻的回复丨图源：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从教育局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从2021年12月份开始，江苏部分地区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的基数进行了规范整改，是针对全部机关事业单位的统一做法，并不仅仅是针对教师群体。再来看第二个原因，高待遇的教师薪资模式需要有地方政府长期财力的支撑。相对无锡，根据媒体的报道，深圳的情况相对更加复杂一些，似乎不仅仅是规范绩效这样简单，还涉及对教师薪酬架构的调整，而这背后的原因，根据媒体的分析，在于随着深圳不断增长的基础教育学位需求，政府财力或无法长期支撑之前“高规格、高薪资”教师薪酬模式。根据媒体的报道，深圳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基础教育学位增长，到2025年深圳将新建基础教育学位90.8万个，其中义务教育学位须新增67.3万个以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深圳面临着大量的教师人才引进需求，按照师生比测算，“十四五”期间深圳需要新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岗位4-5万名。如此大量的人员需求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投入，因此深圳的高薪资模式能否持续，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毕竟疫情之下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需要不断加大投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对政府财政带来不小的压力，人员经费支出始终都是政府支出的大头。从深圳、无锡两地的情况来看，此次网传的教师“降薪”，更多的是个案，而不是普遍现象，并且后者可能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降薪”。04.结语：提高教师待遇仍然是整体趋势无锡的这次调整是针对整个财政供养人员的调整，由于教师涉及的群体范围更多，引起的关注也更多；而深圳则既有规范的原因，也不排除政府面临教育投入方面较大的财政压力采取的操作，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实际上，不少教育界的人士对于深圳高薪揽才也抱有不同看法，认为带来了两个直接社会效应：一是一批远高于正常中小学教师平均学历背景的人才空降，挤占了其他相对普通求职者的应聘空间；二是较大的收入差异会让其他区域的教师在心理上有所失衡，教师圈多年来形成的门槛平衡也被就此打破。当然，回归到主题，深圳教师的高薪毕竟是特例，毕竟深圳高薪资也伴随着高房价等高成本。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的差异，提升教师收入水平并对齐公务员的收入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往期内容>>《中南大学爆燃致博士生烧伤：高校实验室事故18年110起丨高才情报局第23期》>>《1.28亿人在线求职：往届生找不到工作，应届生拿下大厂offer丨高才情报局第22期》>>《女博士真的不好嫁吗，真实原因是什么？丨高才情报局第21期》

全身60%烧伤，右眼球或不保。4月27日，中南大学官方通报，证实爆燃事件导致一名博士研究生受伤。通报称：“2022年4月20日10时50分左右，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发生一起爆燃事故，该学院一名博士研究生受伤。学校第一时间将受伤学生送往医院救治。”（全文如下图）事件一出，即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人质疑中南大学是否尽到安全保障责任，导师乱改实验室的爆料是否属实，更牵扯出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的讨论，不少人讲述自己经历或听闻的实验室事故，触目惊心。图源：知乎在微博，关于该新闻讨论度最高的一篇内容已获得4.6万转发和3000多条评论。而网友对高校安全的讨论度如此之高不无理由。回看近年，高校安全事故频发。有研究统计，2001年至2018年，18年间，公开报道的高校实验室事故高达110起，共造成10人死亡和102人受伤。2010年12月19日，东北某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发生一起实验室感染重大责任事故，因相关教师管理疏忽，最终导致5 个班级的28人感染布鲁氏菌病（动物源性传染病，常见症状为发热、乏力、关节疼痛等）。2021年7月27日，广州某大学药学院505实验室在清理通风柜时发现之前毕业生遗留在烧瓶内的未知白色固体，一名博士研究生用水冲洗时发生炸裂，炸裂产生的玻璃碎片刺破该生手臂动脉血管。后经治疗，该生无生命危险。2021年7月13日，深圳某大学一化学实验室在实验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一名博士后实验人员轻微烧伤。2021年10月24日，南京某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一实验室发生爆燃，现场浓烟滚滚，事故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令人揪心，更为高校实验室安全敲响警钟。然而仅仅半年时间，高校安全事故再次发生。随着研究生扩招，实验室人员数量也在增加，一方面导致很多仪器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实验需要，高校实验室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之中，高校实验设备隐患重重；另一方面，由于人员过多，疏忽培训和管理，操作不当容易导致事故发生。一项针对2001年至2018年发生的高校实验室事故的研究发现，高校实验室事故数量在2001-2010年呈现增长趋势，推测与高校研究生扩招有关。图源：知乎而早在2019年，教育部就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高校教学实验安全工作直接关系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学校和社会的安全稳定，要求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确保高校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图源：教育部官网而令人遗憾的是，就在中南大学发生爆燃事故前，4月6日，教育部发布通知开展2022年度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全面排查高校实验室安全隐患，距离事故发生仅仅两周。高校对于实验室管理的重视程度或许有所提高，但远远未够。实验室事故，不仅造成教学资源的损失，更会影响甚至摧毁学生的人生。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任重道远。对高校而言，要清楚认识到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要尊重学生，不能要他们出结果，却不提供匹配的支持和保障。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高校责无旁贷，一个个“血的教训”已经为各高校敲响警钟。而高校对实验安全的重视，不能流于表面，更要落到实处，在人员培训、操作指导、日常监管等流程上要建立一套清晰合理的准则，并严格施行。唯有保障实验室人员的安全，才能让他们安心做科研。图源：知乎而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熟知并谨守每一条实验规则，许多实验室事故的发生是因为当事人存在贪图方便、冒险逞能等心理，可能是不注重佩戴护具、可能是“偷步”操作……一次侥幸过关让人降低防范，但实验事故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读研不易，希望各位硕博士生顺利毕业，更要安全毕业！▍往期内容>>《1.28亿人在线求职：往届生找不到工作，应届生拿下大厂offer丨高才情报局第22期》>>《女博士真的不好嫁吗，真实原因是什么？丨高才情报局第21期》>>《985博士找不到工作，中国博士是不是太多了？丨高才情报局第20期》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知网订购费高企不下、连年上涨。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或科研机构曾因知网每年超过10%、甚至高达20%的价格涨幅而出现过暂停使用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2月22日以前，知网上的硕士学位论文下载费用是15元/本，博士学位论文下载费用是25元/本。这一价格在赵德馨教授起诉事件之后，调整为7.5元/本、9.5元/本。而目前，知网规定2008年以后发表的硕士论文稿酬每篇60元，博士论文每篇100元。这样的稿酬标准相比下载收益，可见知网利润之可观。此外，知网在把持海量文献数据、占据了一家独大的优势地位后，不仅对使用者规定最低充值消费额度，还对机构使用者连年抬高售价，被质疑涉嫌垄断。知网是国内最大的学术电子资源集成商，在国内文献检索领域占据很高的市场份额。因此，对于知网提出的涨价要求，大部分机构使用者只能被迫接受。从本质看，主打知识服务的知网，和其他学术期刊库一样，都是学术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属于对知识生产起帮扶作用的臂肘羽翼，但绝不是控制知识生产的大脑中枢；其功能体现在服务知识创新上，是衬托红花的绿叶，而不应是垄断知识、借机牟利的“链顶猎食者”。当然，平台运行必然需要成本，这可以理解。但也不该以高收入增长、高利润回报为最高追求。知识创造者凭知识产权获得合理收益，知识使用者为使用知识适当付费，平台靠中介服务收取恰当费用，这才是符合大众预期、契合市场逻辑的知识服务模式。其中的价格机制，不应由平台自我掌控，机构和读者作为消费者也有协商定价的正当权益，相关监管部门更需要切实履职尽责，确保公平公正，确保公众利益。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把羊拖垮是最起码的底线。公平交易的市场法则一旦损毁，那些损害公平的人肯定也不会有好前途。只惦记着每篇论文卖多少钱、每家高校收多少钱是急功近利。知网在服务读者上应有更多担当、更多贡献，在助力创新上应有更多情怀、更高追求，如此方能行稳致远。

有教师每五年接受一次董事会审查，终身教授也不例外。得克萨斯州（以下简称得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在2月宣称要立法终止州立大学所有新教师的终身制。2021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曾撰文指出，“教授终身制”在美国已悄然发生巨大变化。一年多后的今天，这种变化又在进一步加大。为什么在当下教授终身制受到如此大冲击呢？对此，郭英剑再次进行了分析。一年多以前，我在发表于《中国科学报》的文章《正在发生变化的教授终身制》中曾提到，自实施的那天起，对于教授终身制，学术界内外的争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其中，正方的理由有以下三点，即学术自由、工作保障和师资稳定。也就是说，教授终身制可以维护教师的学术自由，使教师不担心因为学术问题或学术争论而丢掉工作，进而可以维护师资队伍的稳定发展。反方的理由则与之针锋相对——保护平庸、缺乏竞争和容忍无能，即因为有了终身制使得有些乃至很多教师选择躺平，没有竞争机制的存在，也就成为了无能者的温床。近年来，教授终身制深受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约，变化有内外之分。外部原因主要是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终身制教授职位减少，使得博士难以在高校中寻找到终身教职。因为经济危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拨款大幅下降，金融危机时期捐赠基金投资亏损，高校冻结了终身制岗位的招聘，也冻结了教授薪酬的增长。有不少高校还推出了一些提前退休的优惠政策，吸引资深教授提前退休。内部原因则更多的是因为文化冲突与政治斗争，导致高校不同族裔间的教师产生冲突，因为政治观念不同而导致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高校中的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之争异常激烈，在如何教书育人问题上也产生了剧烈的分歧。师生中不同党派、不同政见、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碰撞导致对立的双方水火不容。为了使对方无立足之地，双方都有可能拿教授终身制这一点来开刀。01.大厦已摇摇欲坠？虽然说针对教授终身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佐治亚理工学院以及得州、佛州的主张也可以看作是教授终身制利弊参半、内外之变的进一步升级，但这波冲击还是有值得人们关注的新特点。为此，我专门采访了几位现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华裔教授朋友。综合他们的经历与判断，我们既可以看到此次冲击的一些特点，也可以对此作出最新的判断。总体来说，这新一番的攻击与冲击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旧账与新痕。在美近40载，曾任哈佛大学特聘副教授、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现为西方学院终身教授、校长顾问的尹晓煌认为，就历史而言，美国大学向来是自由派大本营，故深受右翼势力痛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时，就曾公开指责美国大学已成“不自由”教育之阵地。此波行动由南方各州带头发难，并获特朗普及新保守主义政客支持即为明证。在他看来，这一波新的攻击不过是旧账新痕的体现。其次，公立大学受到冲击。佐治亚理工学院是公立大学，得州、佛州的立法规则针对的也是公立大学。虽然教授终身制更加坚挺的私立高校不能完全置身于这种冲击之外，但无论如何，公立大学都会最先受到冲击。再次，反对群体在增多。虽然教授终身制一直受人诟病，但如此密集的针对教授终身制所发起的攻击还是出人意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近一二十年来，美国高校有明显左倾的倾向，很多左倾的激进学者不断发声，与那些保守派学者产生了冲突。双方在政治问题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期间的纷争溢出高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后，反对的力度在加大。此次围绕教授终身制的攻击，并不单是一个群体针对某个教授个体的冲击（近年来，导致一位教授不得不离开终身教职的案例并不少见），而是源自州政府以及州立法机构，进而要进入立法程序，使之未来立法成文，进而彻底动摇教授终身制的根基。这是过去所不常见的。那么，美国的教授终身制是否已摇摇欲坠了呢？02.教授终身制终将“有惊无险”虽然此番教授终身制接连受到冲击，但终究不会大厦将倾，原因如下。第一，依旧是党派之争。美国贝尔蒙特大学副教授李军认为，目前的争论看似轰轰烈烈，但实际上依旧反映了美国的两党之争。无论是佛州还是得州，都是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天下，由他们提出这种指责并不奇怪。在她看来，在党派之争的基础上提出这种建议，既不应该也不恰当，法理上也很难站得住脚。因此，这种主张与立法不可能被美国的大学和教师工会组织所接受。虽然李军所在的高校是私立大学，这种要冲击终身制的论调没有市场，但她认为，即便在公立大学，这种主张也很难被教师所接受。第二，终身制观念根深蒂固。虽然美国的教授终身制仅有80余年的历史，但其保护教师言论与任教自由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即便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想把自己的对手赶出学术圈的人，也不会公开反对教授终身制。加州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童明说，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与教授终身制有关，从这个角度说，美国也不会自断手脚、自毁前程。李军也认为，要想推翻这种制度几无可能，因为州立法无法影响到联邦政府的立法，加之在美国的50个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林立，即便某个州对其公立大学有影响，其他州也不可能跟随。第三，终身制教授是核心力量。童明说，虽然终身制受到冲击，但其还是会一直保留，因为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以及拥护教授终身制的人是一个高校系部的核心力量。他们在系部之中担任着各种评审与职务晋升的工作，也就拥有着相当大的话语权力，对系部的未来拥有决策权与指导权。李军说，在现实中，确有一些州的高校对教授终身制作出了改变，因此也导致很多教授就离开学校，甚至离开学校所在的州，从而使得这些高校与州流失了优秀的人才。第四，终身制实践行之有效。尹晓煌认为，教授终身制是美国大学吸引人才的重要途径。正因为上述核心力量的存在，其在推动系部运作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包括引进什么样的人才，专业该如何发展，包括学科的未来走向，都有很大的发言权，相关政策与措施也会得到贯彻执行。第五，终身制捍卫者是工会组织。虽然佛州与得州的立法机构都声称要立法，但从提及真正进入立法程序，至于立法乃至实施，则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童明说，美国的保守势力虽然强大，但往往政治作秀成分比较多，甚至主要想表达一个政治姿态，到真正立法时还是会遇到很大阻力。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有非常强大的教师工会组织，若真要立法限制或推翻终身制，必将遭到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弹。一般大学的董事会是不大会愿意去得罪教师工会组织的。上述美国华裔教授的亲身经历与个人观点，符合我对此所作出的判断，即虽然近来对教授终身制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但并不能动摇其根基。我也认为，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岁月里，即便是终身制有所改变，但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不会失去其最根本的保护教师言论与任教自由的根基。

按协议条款执行。该网友留言：我是2022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2021年秋季教师招聘中考上深圳市光明区下属公办学校，但后面因为家庭及个人发展等原因，想要与光明区教育局解除协议。我提出的解约时间非常及时，教育局是完全有时间在之后和春招时继续招聘老师，但教育局要求赔付五万元的违约金，否则不予解除协议。本人由于提出违约愿意缴纳一定的违约金，但五万元违约金对于在校生而言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再加上本人属于低保贫困家庭，缴钱后对于家庭带来了很大影响。所以向领导反映该问题，想听取领导对此事的建议。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回复：您好，您反映的问题已收悉。光明区教育局在赴外招聘应届毕业生教师中，为维护双方权利与义务，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与通过面试的拟聘考生签订《深圳市光明区应届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在协议中约定了双方违约责任。如发生违约情形，则按协议条款执行，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什么热度的，没想到点开看的时候已经被浏览了800w+次了，评论区的回复也有好几千条了。不禁发出疑问，难道普通人对博士的误会已经这么深了么？01.“博士过剩”是真的么？教育部数据，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考研人数也达到了457万，再加上全国各地不断爆发的疫情，不得不说，今年的就业压力是有点大。强烈的就业压力下，就业市场出现一些乱象倒也在意料之中。 乱象中，极个别招聘单位趁机亮相“抖机灵”，耍“小聪明”，先是大肆向应届求职者渲染就业难的氛围，再借机打压求职者，以获取廉价劳动力的使用权限，这股歪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今竟也刮到了博士身上。 说“博士过剩”，实属无稽之谈。 近五年博士毕业人数情况丨图源：教育部统计 2016-2020年，这五年的博士毕业生人数总和也才30万出头，相对于中国14亿的人口，这五年的博士总数占比仅0.0215%，这五年增长的博士总数，放在人群中间，差不多两万多人里才有四五个。当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是科技发展的第一要素，从哪个方面来说，博士都属于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说博士人才过剩的纯属无稽之谈。02.博士就业爱去哪？为何给人留下“满大街”的印象？▷ 博士“满大街”的印象是如何产生的？普通大众之所以会觉得博士“满大街”了，大概是因为，近年来博士之间的求职“内卷”行为不断加剧，并且频繁登上新闻热搜，例如：“985高校博士争抢高校行政教辅岗”、“北大清华博士入职街道办当城管”、“博士卷进中小学”…… 原本神秘少见的一批人，频繁的出现在大众面前，打破了大众最初的好奇，是会给人一种博士“很多”的错觉，再加上竞争的岗位与大众对博士的认知不符，又给人一种博士人数过多、不好找工作的印象。 但新闻之所以是新闻，就是因为少有人见闻。清北博士进街道办和中小学这样的事情人们比较少见，所以成了新闻。这不，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公布的202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名单又引起了广泛关注。“名校生落地基层岗位，北大博士当城管”图源：北京市朝阳区公务员局这些新闻字眼听起来就很劲爆，不过细想又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一个北大博士当城管不屈才么？不浪费么？但是我们把博士当成一个普通的求职者来看，又可以理解了：公务员、铁饭碗，有编制，给京口，保障子女入学，还有安家费，虽然在岗位上不能完全施展才干，但是工作轻松呀，薪资待遇还给的特别令人满意，这样的工作就是很令人心动呀！博士苦读多年，有时候也想求个下半生的安稳，部分博士对这样的工作心动也无可厚非。▷ 那么，博士就业爱去哪呢？当然，少数人的选择不能代表普遍的博士群体，当前博士就业最爱去的单位仍是高校。高校历来就是博士就业的集中地，很多博士认为毕业后最好的归宿就是从事高等教育。至于博士为什么那么钟爱高校，大家可以看下这篇文章《编制取消，非升即走，为什么年轻人还抢着去高校当老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在急速增加，而高校、科研机构等提供的岗位数量基本上保持稳定，与此同时，博士扩招，每年的博士毕业人数在逐渐增加。 这就意味着博士毕业进高校的竞争压力变大了，但是博士们的就业偏好并没有转变，所以才会出现博士降低岗位期待争抢着进高校的新闻。但是不可否认，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正逐渐成为了博士就业的第二大选择。 但无论是高校还是政府、企事业单位，给博士的待遇都是非常优渥的，这些单位引进人才除了会提供到较高的年薪外，还会协助安置配偶、协助解决子女入学问题，给安家费或者购房补贴，有些还会解决户口、给编制等等，让人才工作无后顾之忧。此外，地方政府也会有人才引进政策，为人才提供一些补助。某乎提问的6000元招土木博士的想法，不太可能实现。

取者也是藏龙卧虎，比如伦敦大学学院即英国高校最著名的五所院校之一UCL硕士入职朝阳区东风地区综合执法岗等。可以说，城市管理执法岗这一最基层岗位得到北京大学博士的青睐引起了大家的叹息，我国最高学府的博士难道就贬值至此吗？01.我国博士人才是否严重过剩2021年教育部网站公布了《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高等教育“十三五”时期的最后一年即2020年的研究生招生统计，硕士和博士生共110.66万人，比上年增加增长20.74%，其中博士生11.6万人。在“十三五”时期，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从2016年的94%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91%，下降了三个百分点，而待业率则上升了三个百分点。博士毕业生出国工作人数比例相对不高，主要在国外高校与科研机构从事博士后研究。近年来，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下降与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紧密相关，如入职高校和科研单位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平均就业率最高，超过95%以上，另外医学类博士毕业生、法学博士毕业生、计算机网络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率也很高，而有些专业如农学博士、社会学博士、文学博士就业率相对较低。2020年以后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严重冲击着我国就业市场，就业格局和就业模式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由于疫情直接导致部分企业倒闭，使得就业岗位减少，就业问题变得异常严峻。同时，随着研究生教育普及以及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张，大量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社会就业市场也使得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博士毕业生整体就业率逐年下降，待业率逐年上升。其次，博士毕业生对就业地区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和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以及就业与待遇政策对博士毕业生的吸引程度。比如，北京市的博士毕业生选择在北京市就业的人数达到80%，中西部地区的博士毕业生则不然，如中部地区的江西省博士毕业生选择在江西就业的人数占比仅50%左右，与北京形成鲜明对比。“十三五”时期我国博士毕业生选择在北京市就业的比例保持在15%左右，与选择西部地区就业的博士生比例基本持平，反映了中西部地区对国内高层次博士人才政策吸引力度还不够，同时也反映了博士生的就业价值观念。从就业去向来看，博士毕业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单位就业的比例依然呈现较高比例，但受专业和地域影响较大。02.欧美大学博士人才就业去向美国大学中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的只有两所，培养规模最大的高校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约750人，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都不超过600人。很多人博士毕业后选择做博后研究是因为博士毕业生喜欢从事科研工作，而大多博士后在研究工作后都能够成为大学中的正式职员。但随着美国高校科研经费日益紧张，大学教职和教师位置越来越少，美国高校博士生就业竞争压力日趋增大。另外，美国的许多专业博士毕业生在就业上不如硕士毕业生已成为不争事实，因此美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数量也日趋下降。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后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高等教育模式，即3-5-8模式并进一步完善欧洲学分互认系统，提升了博士生就业的专业储备。以往英国博士生教育以学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不注重就业能力训练，博士毕业生对非学术职业缺乏准备。近年来英国大学开始注重对博士生学术知识储备与产业工作经验的双向培养。由此，企业雇主对博士生的应聘将高学历与工作经历结合起来，使博士毕业生在就业中拥有了更大的竞争力。法国的博士毕业生比较青睐于大学教师职位，法国教师职业属于精英职业，收入稳定但竞争激烈，需要通过法国大学资格委员会的教师资格审订。另外，公务员职业在法国收入中等但也比较稳定，比较受博士生欢迎。法国企业也为博士生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技术岗位，如雷诺公司、索迪斯集团等，但要求博士生有真才实学。在德国，博士毕业生大多成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候选人，德国大学、科研机构或企业非常热衷于留住高层次人才，用较丰厚的待遇吸引全球博士生来德国就业或选择德国高校任教等，高校教职已成为德国博士生就业领域最受欢迎的岗位。如果德国博士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没有找到合适教职的话，则选择直接向公司求职，如果申请西门子、大众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就职，其竞争机会与高校教职一样激烈。可见，欧美大学博士毕业生主要还是以教学科研职位作为主要就职目标，其次才是选择企业求职。另外，在博士生培养阶段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传统的纯学术型人才培养计划，开始向学术型与技能型结合的博士人才培养转变，以便为未来的博士就业做好准备。03.如何看待我国博士人才就业观“博士入职城管”这一现象给我国博士生就业问题敲响了警钟，撇开公务员属于铁饭碗、收入稳定、解决户口这些现实问题，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尚需转变地域和专业就业观念，国家花大力气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更应该服务于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不同专业的教育科研第一线。首先，政府部门、教育管理部门以及培养单位应共同参与建立就业创业动态反馈机制，及时跟踪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适时调整相关就业政策。高校应积极引导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同时加大力度解决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博士生待遇问题，为这些博士生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切实落实博士毕业生生活待遇，保障就业条件，才能吸引更多博士人才扎根中西部的教学科研单位或企业，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其次，从近几年的就业趋势来看，博士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日益呈现多元化特征，希望从事技能型与实践型工作的博士比例逐年增加。因此，高校应积极引导博士毕业生选择企业时不但考虑国有企业，还可考虑就职民营企业发展，如阿里巴巴、美团等物流企业的技术研发需要大量的实践型博士生，而且年薪达到百万，未来几年更多有实力企业或将成为博士毕业生的热门去向。再次，博士毕业生的地域择业较为浓厚，在北京、上海和其他东部发达城市工作的博士生达到总数的70% 以上，大多博士毕业生青睐在大城市找工作，博士实际就业的地区基本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占比不足10%，而县城和乡镇农村工作的博士几乎没有。尤其是在大城市就职的工科博士专业对口程度较差，在公司企业工作的博士专业对口程度就更低了，而在大城市就职的理科和文科博士业生的对口比例也不高，在40%左右。从工作去向看，博士生比较青睐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虽然我们不能对这一现象做出简单的判断，但可以说某种程度上高层次人才资源浪费是毫无疑问地存在，因此博士生培养单位亟需转变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以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专业所长为导向积极引导我国博士生的就业观，做到学为所用。再者，随着高科技时代竞争和智能制造领域的快速发展，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的高层次人才缺口十分巨大，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竞争。我国要在高技术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离不开大量高技术高层次人才，因此引导工科博士生在择业时投身先进智能领域势在必行。最后，高校还需提升培养过程管理，拓宽博士生课程范围，强化技能发展与实践训练，不仅培养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也要培养他们在非学术界就业的基础能力，将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能力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使博士毕业生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多元化就业市场需求，避免“北大博士入职城管”这一现象的重演。（作者赵硕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设方案》编制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虽然我国高校从未明确将国际排名列入发展规划当中，但用国际排名指导办学却是部分高校不争的事实。南大释放出拒绝国际排行的信号，究竟是一家之言，还是高教界共识？01.荒诞！向国外公司报数据不只是南京大学拒绝国际排名，中国人民大学也在2020年举办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专家座谈会上，深入探讨了“洋指标”的利弊，并明确提出从2022年起，不再向任何世界大学排行榜公司提供数据。2021年，兰州大学主动退出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榜，一时震惊了高教界。“中国高校主动向国外商业公司报数据，后者俨然是一国的教育部门，这看起来很荒诞。”中国人民大学评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涉及高教领域的排行榜有十余个，主要的国际排行榜有四个，分别是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榜（以下简称泰晤士）、英国QS世界大学排行榜（以下简称QS）、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行榜（以下简称U.S.News）、中国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下简称软科）。此外，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排名也很有影响力。其中，泰晤士、QS、U.S.News等需要高校报名并提供数据。排名的本质是什么？在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川看来，评价高校的育人、科研、社会服务工作极其复杂。“国际排行榜无一例外，最强调的是科研，尤其是高被引论文。只拿少数简单的指标衡量一所大学，本就是一叶障目的行为。”在排行榜的逻辑下，论文成为了高校横向比较中最重要的指标。有媒体统计，软科的排名权重较为平均，教师获奖、高被引科学家、N&S（Nature和Science）论文和国际论文指标均占20%；QS更注重学术声誉；泰晤士注重教学、研究、论文引用等，均占30%；U.S.News有关论文指标的占比达30%~47.5%。爱思唯尔、科睿唯安甚至专门针对中国学者设计高被引排行榜，所雇佣的员工也都是中国人。“简单靠量化排名，难以真实反映大学水平。”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举例，一名学者发表10篇论文且引用率高，另一名学者多年间未发表论文，但一鸣惊人，数年后再发论文，水平达诺贝尔奖级别，究竟谁的水平高？另外，大学的教育理念、学风等又如何用数字准确衡量？“校内外、内行与外行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排名会通过简单指标帮大众大体了解高校水平，这为排行榜创造了生存空间，不了解的人把它当真，了解的人不把它当回事儿。”席酉民说。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学是国内首个引入“洋指标”的“吃螃蟹者”。上世纪90年代，该校最早引入SCI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次数等，并将其作为重要评估指标。不可否认，此举在之后的二三十年内，带动了国内高校基础研究的发展和质量提升，为我国SCI论文数排名的跃升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我国论文发表数量跃居世界第一，科教建设正在遭遇“洋指标”的“反噬”。“解铃还须系铃人。由南京大学发出拒绝国际排名的倡议，透露出当下政府、高校对‘洋指标’带来的破坏十分反感，这代表了一种共识，更是一种进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所有受访者均表达了这一观点。是否会有更多高校“跟风”加入“退榜潮”？在席酉民看来，排名对不同大学的价值并不一样。“越优秀的大学越不会关注排名，但排名靠前也会欣然接受；越不优秀的大学越会重视排名，这是它们获取资源、声誉的一种方式。”席酉民表示，大学排名真正的价值有二，一是那些本身优异却被低估的大学，如果排名序次的提升引起社会的关注，学校的社会声誉就会得到改善；二是把排名作为一面镜子，发现自身不足并持续改进。这些因素决定了高校是否“跟风”。02.与资源分配挂钩，“游戏”变“竞争”国外高校也追逐排名。曾有一所欧洲高校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带队的负责人不着急见上海交大校长，却更着急见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负责人。2021年，美国天普大学福克斯商学院前院长摩西·波拉特及其两名属下，因在U.S.News大学排名中作弊而被绳之以法。今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U.S.News提供了虚假数据，最终被揭发。尽管如此，依然比不上国内“从上到下”追逐排名的疯狂劲头。在“任何排名中都能够名列前茅，就代表学校质量高”的逻辑裹挟下，一些国内高校靠排行榜成为了高校发展的样板。甚至有高校考核二级学院院长，将学科国际排名作为重要标准之一，“不达预期就地免职”。地方视其为人才引进的参考标准，如上海市规定世界排名前500名高校的留学归国人员可申请上海户口，排名参考的标准正是泰晤士、QS、U.S.News和软科。就连“双一流”建设也曾受到国际排行榜的误导。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入选名单的参考标准之一，便是泰晤士、QS、U.S.News、软科等主流排行榜的排名。此举引发高校的质疑，教育部在制定后来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再未参考国际排行榜。“国外高校看重的是大学排名有利于品牌运作和招生宣传，在他们眼中，大学排名更多是一种‘游戏’。而国内高校不仅看重这些，还看重排名与资源分配挂钩，这导致排名变为办学‘指挥棒’，变为资源‘竞争’。”周光礼指出。扭转“游戏”变“竞争”的局面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学界不断呼吁的排名与资源分配解绑，解绑后，自然而然会降低高校对排名的关注度。然而，“排名背后是高校对各式指标的追逐，拒绝国际排名的同时，更应该拒绝的是不重视回归教育本质的简单指标追逐。”席酉民告诉《中国科学报》。对于以各种名义的“工程”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席酉民并不看好。“理想状态下，一所高校70%或更高比例的经费可根据大学的规模、师资、层次定位确定；30%以下的经费通过竞争配置。然而，现在是倒置的。于是大学的宁静不见了，为了追随各项工程、指标、‘帽子’等全面动员，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搞排名、造指标、填表、写项目书上，无法静下心来做教育和研究。”在改进大学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另一种方式是让排行榜泛滥。“我甚至不介意看到每天都有新的排行榜出现，而且越多越好。因为在中国很多事物都遵循一个规律——起初‘好’，之后‘热’，再后来‘火’，最后‘烂’。只有‘烂透了’，人们才会回归理性认知，正确地看待它。”席酉民说。03.文科院校、行业院校最“受害”相比于造假、买榜等不正当行为，国际排行榜更大的杀伤力在于，高校按国际排名指导办学。我国某高校新闻专业创办尚未满10年，按照泰晤士、QS的排名体系，就已经排在世界前50名，远超国内老牌新闻院校。“产生这样的结果，一是因为排名榜主要看大学整体声誉，一所知名大学哪怕按照中国的学科口径没有某个专业，依然可以把该专业排在全球前列；二是国外的学科口径与中国的学科口径不同，此学科非彼学科。”周光礼解释说，比如，国外将传播心理学、传播和计算机相结合的专业都纳入新闻学当中，而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这些专业甚至都不存在。“按照国外学科目录办学的一大便利是更容易追逐好的国际排名。”周光礼指出，事实上，部分国外学科名称与中国的学科名称一致，但学科内涵却不尽相同。“用排名指导办学，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一批数量可观，但既不能解决事关中国乃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也不能培养行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论文。”正因如此，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教育部改变了此前参考国外宽口径学科的方式，而是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学科目录，由此也就出现了部分高校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更换学科名称的现象。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国际排行榜大都偏重理工科。对于我国两类高校并不‘不友好’，一是以文科为主打的高校，二是行业院校。”周川告诉《中国科学报》。周光礼以文科为例指出，曾有学者研究中国作者在境外刊物上发表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最后发现这类论文的学术含量普遍不高，翻译成中文基本上不够国内期刊发表水平。这让高校更加看不到文科专业国际排名的希望，也成为近年来高校对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大量裁撤的原因之一。“由此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大学的社会引领能力大大弱化，大学已很难站在道德高度引领社会、批判社会；二是大学立德树人能力大大弱化，诸多大学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德育普遍边缘化。大学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评价体系均不能支撑大学德育。”周光礼遗憾地说。行业院校也正在被排行榜“去特色化”。行业院校主要按行业的实际需求，而非纯学术逻辑办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行业需求的项目，很多并不能以论文呈现，有些甚至不能公开。”周川指出，大学排行榜普遍忽视社会服务指标项，国内外很多排行榜中的所谓社会服务，实际仍与学术声誉联系在一起。在诸多学科中，最能体现排行榜指标的是生命科学与医学。为了提高排名，曾有一所行业特色明显的“双一流”大学欲与某著名医科大学合并，程序走到了最后一步才被国家叫停。但仅在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周期，我国通过合并三甲医院等形式新成立医学院的高校就达40多所。还有一类大学与排行榜的关系很微妙。席酉民举例，香港和内地个别新型研究型大学，短时间在排行榜上跃升至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其快速发展的重要策略，就是以超高薪资从世界各地聘请高产出顶尖科研人才，快速实现大学国际排名的跃迁。“如果说成功，我认为也只能算一半，即研究上的快速进步。当今时代大学面临转型升级，不仅要有杰出的科研，还要对教育面向未来的转型有所贡献。”周川说。04.自我评估、品牌建设是破局关键拒绝国际排名后，拿什么评价一所高校办学的优劣？公众又该如何建立对高校的认知？“我们首先应该建立学术自信。”周光礼说，相较于学术日趋衰落的欧洲，东亚的学术活跃度已有所赶超。目前世界学术的中心在美国，次中心在欧洲，但东亚地区正在成为另一个世界学术次中心。“我国完全有能力制定自身的教育标准，而非被国际排名牵着鼻子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摆脱了‘洋指标’，主要遵循‘四个面向’，在具体操作上，主要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如是否拿到国家重大项目、国家重大奖项，有没有国家重大平台等，就是恢复学术自信的一种表现。”周光礼补充道。在国内高校排行榜陷入造假、买榜等口诛笔伐声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政府或带有政府委托性质的第三方机构，但这样的机构同样难免有直接或间接的资源绑定。因此，“最佳的评估主体是高校自身”。周光礼说。在他看来，评估由外部转向内部，将是高校评价的未来趋势。基于“自我问责”的学科国际评估将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主要评估形式。学科国际评估可以分为两部分——文献计量的评估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性的同行评估可以邀请国际上若干名该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考察团，让他们在考察中发现问题形成报告。“只有经由这种以‘找问题、做诊断、促发展’为特点的外部评估，高校才会主动暴露缺点，这才是更有价值的评估。”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学科外部评估，上述学科国际评估也只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部分学科有所尝试。周川提醒道，自我评估不应沿袭排名的思路，否则无异于强化排名。“最关键的是，要按大学的目的、使命、职责进行评估，内部评估并非什么都可一评了之。以教学评估为例，教学态度、教学投入度就很难用具体的指标来评估，而需要教师个人的教育良心来作保障。一旦把这些不能简单评估的东西指标化，内部评估就有捆绑到排名上的危险。”怎样让社会不通过排名认可一所高校，尤其是一所新办大学？席酉民认为，因极强的信息不对等性，大学发展一定要有自身的清晰定位和独特性，经过长期坚守和努力，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品牌和声誉。注重口碑的力量，通过学生的故事、老师的故事、研究的成就以及教育创新的故事，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来展现一所学校发展的真实面貌。“展现得越多，公众的判断越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举例说，曾经有一位家长看好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了鼓励子女报考，做了一份长达10万字的研究报告，“甚至比很多校内教师都更了解西浦”，这让席酉民震惊之余，也颇为感动。“积极主动地展现自我和强化与各界沟通，有助于消除高校与社会的信息不对等，也是较短时期内树立品牌的主要途径。”席酉民强调。

称《发表要求》）的文档截图。该《发表要求》显示，该课题组的博士生在准备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之前，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须满足“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研究性SCI 论文不低于 8篇（综述、评述或展望类论文一作只统计一篇、排名第二的共同一作只统计一篇，其余不计）”的要求；对应地，对硕士生的要求为4篇，其余相同。该《发表要求》还注明，若论文发表在Nature、Science以及“Nature大子刊”上，可适当减少数量约束。针对汹涌热议，张如范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之后，一位接近该课题组的匿名人士接受了《中国科学报》采访。此外，张如范课题组的多名同学也在网帖中陆续作了实名回应。01.“墨迹未干，天下皆知”丨课题组多人回应该匿名人士在4月24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称，据他了解，《发表要求》只是一个课题组内部群的文件，但不知为何流传到了网上。同时，《发表要求》并非张如范真的打算这样执行的一个硬性要求，而是他给学生提出的一个期望，所以把每一条指标都制定得略显夸张。“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毕业论文发表要求，都是要考虑研究生的实际能力而制定的。能够使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顺利毕业的一个最低指标。显然，张如范课题组流传出来的这个所谓《发表要求》只能算是张如范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对于做得最优秀的一批学生的一个期望，他们也不会真正这样执行与要求。”该匿名人士在说，这是此事的大概背景，建议大家理性看待。此外，他所认识的张如范也绝非那种缺乏理性的人。记者注意到，在有关此事的原帖之下，有多位张如范课题组内硕博士生及博士后实名回应。4月24日晚，张如范课题组2020级直博生李润在知乎实名回应称，该文档确系源自其课题组，但“并非是正式的文件”“课题组从不简单以发论文为标准”。“张老师曾和我们讲过科研的目的是做精品工作、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即使一篇论文没发，但是你解决了一个困扰大家的难题，老师依然会给你很高的评价。”她表示，张老师主张“只要有创新性成果，写好学位论文，没有paper照样可以毕业”。李润表示：“发论文只是我们学生科研训练的一个途径，并非最终目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4月25日晨许，一位曾在张如范课题组交流过一年的学生吕佩回帖称，在科研方面，他在来组前曾担忧可能做不出成果，“（张）老师反倒安慰‘只问耕耘，不问结果，有收获就好’”。4月25日上午，正在张如范课题组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吴学科也回帖承认“这是一个刚刚草拟出来，还有待组会上讨论的非正式文件”。作为毕业不久的博士，吴学科表示“谁没有过被各种毕业指标折磨到死去活来的经历”，自己也无比认同打破“唯论文论”这个科研畸形，但他认为此次事件“纯粹是偷换概念、移花接木”，“恰恰利用了大家的‘天下苦文章久矣’的心情来博眼球”。吴学科称自己已入站一年，至今“仍没有任何成果且进展缓慢”，但张如范一直“支持和鼓励”。他还透露，在面试时张如范就曾说过“没有文章无所谓，只要有热爱科研就可以”。“我看到这问题的第一反应，既是难以置信，也是意料之中。”一位自称曾在张如范课题组内的“不善言辞的理工科学生”表示，他认识的张如范“谈起学术时会眼里泛光”，会经常带学生去唱 K 和组织郊游，但对学生要求也“的确非常严格”。小到PPT格式、实验参数，大到科研idea、做人做事都会指出。由于“学生们看起来也非常地配合，学习和做实验都非常勤奋，使得近几年文章质量和数量也肉眼可见地上升”。02.博士8篇论文有多难？知情人：《发表要求》符合张组水平在看过张如范课题组几位学生的回帖之后，一位了解张如范的研究人员匿名告诉《中国科学报》，基本符合情况，“说的还是比较客观的”。前述接近该课题组的匿名人士也告诉记者，基于他对张如范及其课题组的了解，《发表要求》并未超出张如范课题组的学术水平，“这些学生比较勤奋，论文情况不错”。记者了解到，在张如范课题组有一位目前为三年级的直博生（直博生的学制为5年），目前已经手握8篇一作（包括共同一作）SCI论文，这还是在他还有2年才毕业的情况下的成果。“他们是比较基础、比较前沿的学科，发表高分的论文比较重要。”受访的匿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张如范所处的领域，除了论文之外，其他评价手段“有难度”；而当前大家都比较重视报奖、申请国家项目，但这些 “也要看论文”。“论文是第一块敲门砖吧，年轻人如何在行业建立名声，第一步还是要发几篇论文。”他说。综合走访的情况和可查的资料，《中国科学报》记者了解到，张如范本人在求学、科研方面也表现得十分优秀。公开资料显示，张如范2009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14年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前往斯坦福大学在知名华人材料科学家崔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8年加入清华大学工作至今。张如范主要从事纳米碳材料以及功能纳米材料的可控制备与性能表征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迄今已取得多项突破性科研成果，并在Science、Nature Nanotechn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Chemical Society Reviews、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Advanced Materials、Nano Letters、ACS Nano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除了闪光的履历和优秀的表现，张如范所获奖项也非常多。比如他曾获评 2018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新锐科技人物（2018）、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青年奖（2019）、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2018）。03.清华大学曾多次发文强调破“五唯”《中国科学报》记者查询了解到，在破“五唯”问题上，清华大学立场非常鲜明，多次发文强调“不数论文”“‘破唯’在行动”。2019 年4 月，清华大学发布《关于完善学术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明确将学位论文及攻读学位期间的创新成果作为学位审议的主要依据，不“数论文”。2021年3月，发表在清华大学新闻网一篇题为《“不数论文！”破五唯，清华在行动》中，再次回答了该校的“破立之问”。文章显示，该校“三破三立”的第一条，就是“在评价对象上，破‘唯论文’，立‘创新成果’”，并指出，学位评定标准中不再规定发表论文的范围、数量，而是要求创新成果集中体现在学位论文中，达到与清华学术品位相一致的学术水平，符合清华大学博士、硕士毕业的要求。在接受采访时，前述接近该课题组的匿名人士告诉记者，在清华大学强力破“五唯”要求下，张如范老师“不会蠢到跟学校对着干”，这只是张表达对学生科研工作的一种期望。在网站打开清华大学张如范课题组主页，其上有一栏“课题组文化”，在这里可以看到课题组成员合影，以及课题组组织的线下“团建”活动。该栏简介写着：“本课题组……致力于做高水平、有意义、有趣的研究。……致力于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术业精湛、全面发展的一流人才。”栏目下有一封张如范写于 2019年8月20日的《给课题组学生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分享了5条心得，分别是“记住读书期间什么事情最重要”“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保持战略定力”“提升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让自己持续保持奋斗的状态”。其中在第一条中，张如范写道：“切莫让自己过早变得佛系，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佛系只不过是逃避和脆弱的代名词”。

文“明显剽窃”，并认定为“严重学术不端”，进而作出四项处理决定。第二起事件是，4月2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发布声明，认定该校何伟教授的著作《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符合相关学术规范，不构成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对于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话题，本号坚持着一贯的学术立场。在近几年来，学术不端的举报日益增多，但正如厦大博士与北外教授这两起事件所显明的，其中有着许多让人困惑的地方，即学术不端应该由谁来认定？由谁组织？经由什么样的程序？调查结果由谁发布？是否可以申诉？对申诉结果不服怎么办？迄今为止，这些问题都还是，一本糊涂账，偏偏混过关！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就来解剖这两只小小的麻雀，看看各自包含着哪些不足之处，并在最后给国内学界处理学术不端问题提出5点建议。01.北大《经济学》：正义的私刑？ 在其官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https://ceq.ccer.pku.edu.cn/xwsd/522366.htm）上，《经济学》编辑部发布一则处理决定。其中宣称，厦门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生杨某龙投稿给该刊的论文“明显剽窃”他人论文。“本刊2022年2月20日收到杨某龙的投稿《跨国技术授权、出口贸易策略选择与社会福利效果》。经查，该文在理论模型（包括字母表示、模型假设等）、论文结构（包括行文思路）、模型主要结论、重要图表等方面，明显剽窃蔡明芳和杨雅博2016年发表在台湾《經濟論文叢刊》44卷第4期第641-658页的《技術授權與最適貿易政策》一文。”由此，该编辑部将杨某龙的投稿论文认定为“严重学术不端”，进而作出四项处理决定，包括10年内禁止投稿给该刊，通知该博士所在单位，处理决定发布于该刊纸版，并在官网主页上展示至少2年。对此，厦门大学学风委员会也随即发布情况说明，宣称该校已经启动调查认定程序，将作出相应处理。从这份处理决定可以看出，该编辑部并未使用“涉嫌”，而是直接认定为“严重学术不端”，其措辞之严厉，处理之严肃，让人生畏。然而，从认定权限、认定程序和救济手段上，这份处理决定却让人无法不提出诸多质疑。其一，从认定权限上，《经济学》编辑部是否有权独立作出学术不端的认定，是否可以自行给出处理决定，包括在自己的官网主页上“游街示众”2年之久？尤其是最后一点，这是否成为一种“正义的私刑”？其二，从认定程序上，《经济学》编辑部是否事先组成学风委员会，与投稿人杨某龙进行沟通，听取其陈述和自辩，之后再由学风委员会作出综合判断和认定，并给出处理建议。其三，从救济手段上，是否允许杨某龙向《经济学》编辑部或其主管部门北京大学提出申诉，对申诉不服是否可以向法院起诉，甚至起诉编辑部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从行文看，这份处理决定愤怒有余，而理由不足，甚至对于其中的权限、程序和救济手段全然没有提及，好像自己已经掌握最后的真理，而所有的质疑都是胡搅蛮缠，拒不认错。没有人是真理的唯一持有者，《经济学》编辑部也不能自作法官，自己起诉，自己判决，甚至还自己执行，一局终裁，让投稿人和厦门大学全程处于懵逼状态。如果你是厦门大学学风委员会，也会抓狂，自己的博士生已经被某顶级刊物认定为“严重学术不端”，菜已经做好端上来，你吃还是不吃，不吃就是质疑《经济学》编辑部的学术能力和学术道德，吃就等于让渡了自己进行独立调查和认定的权利，也提前剥夺了当事学生提出申诉的权利。还可以质疑的是，自从2001年办刊以来，《经济学》编辑部是否第一次遇到投稿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情况？如果是，那么“游街示众”的处理也不好说什么。但如果不是，编辑部之前是如何处理的，这一次为何厚此薄彼，偏偏对一个在读博士生“游街示众”，甚至几乎判处其学术死刑？ 02.北京外国语：越俎代庖+护崽心切？ 在4月19日以来，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等多个平台流传一篇文章《多位学者举报何伟学术不端》。该文章声称，收到来自北京、广东、上海等地10位学者联名举报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伟学术不端的举报信，并随文附上一篇41页的文章《何伟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统计分析报告》。该报告指控，何伟教授的博士论文《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存在“文字表述剽窃”“重要思想观点剽窃”“过度引用”等问题，并附上该博士论文和相关段落出处的对比图。据悉，何伟2000年进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其博士论文《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在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共176页。她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同时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4月2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发布声明，宣称该校何伟“基于博士论文出版的著作《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符合相关学术规范，不构成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并严厉谴责和保留依法追究“蓄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恶劣行为”。如果说北大《经济学》编辑部的正义感爆棚，那么北外学术委员会肯定是搞笑感爆棚。其一，时间紧迫。从周二举报到周五公布调查结果，仅仅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该校是如何组成调查委员会，如何查证，如何作出认定的？一本书176页，举报材料47页，其中一一罗列出可能涉嫌“剽窃”的对照篇章，更有涉嫌“被剽窃”的英文文献多篇，请问该校学术委员会是如何在不到3天时间内就完成所有查证的？其二，越俎代庖。10位学者联名举报的是，何伟的博士论文涉嫌剽窃，而何伟是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的，理应由中大学术委员会组织调查和认定，何以北外学术委员会急忙忙来抢活，难道不感觉瓜田李下吗？其三，答非所问。联名举报的是，何伟的博士论文涉嫌剽窃，而北外学术委员会认定的却是何伟“基于博士论文出版的著作《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完全驴头不对马嘴。因为从博士论文到出版专著，中间还有修订和清洗的无数可能。其四，47页的举报，详细罗列对照篇章，哪能一句话就打发了？正常和应当的调查报告是，在47页举报的基础上，一一给出回应，说明为何“不构成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而不能笼统一句话。其五，不注意避嫌。何伟教授不是一般教授，还是长江学者，位列于学校的最高层次人才。对于这样的举报，北外学术委员会更应该慎重，也更应该给出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而不是一句话打发10位实名举报的学者，否则会给人留下护崽心切的猜想？最后，既然是针对博士论文的举报，建议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独立地组织调查，并给出认定，这事关中大的学术声誉，既不可装鸵鸟，也无需顾忌别人的面子。03.针对处理学术不端举报的5点建议 学术不端是学术研究的毒瘤，应当予以清除，但清除起来，我们既不能愤怒用事，也不能简单了事，而是应当制定和出台细致的、公平的处理程序，最终让实质正义在程序正义中得到体现。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提出如下5点建议。其一，只有有资质的单位才可以组织调查和认定学术不端。学术期刊本身没有组成学风委员会或学术道德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调查和认定学术不端的专门机构，不适宜单独作出认定，而应当提交给教育部学风教育委员会，并通报给当事人所在科研单位的学风委员会，由后二者作出调查和认定。其二，在组织调查中，应当允许事先听证。当前的学术不端调查一般都是由学校主导，当事人几乎没有机会自我辩护。设置听证的前置程序，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我辩护权利，真正体现公平公开公正。而当事人不参加或弃权的，学校可以单独进行调查。其三，在调查结束后，应当发布详细的调查报告。不同于北外式的一句话打发人，无论是认定学术不端，还是澄清之，针对这类举报，学风委员会都应当发布详细的调查报告，一一列出充分的证据和论证。没有证据的认定和否认，都是耍流氓。其四，允许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提出申诉。当前的申诉几乎仅仅是程序性的，学风委员会作出认定，也负责回复申诉，没有实际意义。有鉴于此，申诉应当是向科研单位的纪委或上级主管部门申诉，并由纪委或上级主管部门单独作出书面回复。其五，对申诉结果不服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起诉。这一点几乎没有被纳入到学术不端的处理程序中。因为学术不端的认定会涉及到后续的各种处理和当事人的多项权利，包括被纪律处分，被开除学籍，被剥夺硕士博士学位，失去教师岗位，失去教师资格，记入学术诚信档案，甚至被开除公职等等。尤其是从被开除学籍到被开除公职，应当允许当事人寻求更多的权利救济途径，特别是由独立的第三方主持且有对等抗辩机会的救济途径，也就是法院的庭审。将更多的利益纠纷、名誉纠纷和学术纠纷纳入到法治治理的轨道，也正是依法治国的体现。从来没有完美的学术共同体，但对于其不完美的部分，应该给出完美的处理方案。而只有公平公开公正，才能维护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对此，让我们一起努力！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教师打怪指南

外交学院等。其中，朝阳区某街道的城市管理执法岗的录用人员为一名北大博士。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推出本期“聚焦”，敬请关注。01.看见“考公热”背后的理性考量木亦这么高的学历，却去了那么“低”的岗位，而且还是专业要求不高的岗位，所学非所用，总是容易引发舆论争议。如何看待这种情况，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结论各异。有人认为，这些名校硕博士作为高层次专业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选择街道办，从事城管等基层管理类岗位，而不是从事更具创新性的工作，是人力资源的错配，是大材小用。如果这种情况普遍，甚至还可能影响国家高科技战略。也有人认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求稳心态比较普遍，追求进入体制内，是个人的职业选择自由，无可厚非。虽然教育经历出众，但是每个人的禀赋、兴趣各异，个人的选择应该被尊重。一个人，也许读了理工科的博士，但选择读博并不一定是为了学术追求，毕业后非让他进入科研院所进行科学研究也不一定能够产出重大成果，同样是种资源错配。评判这些观点，我们需要认同一些基本共识。职业无贵贱之分，有人在科研院所攻克“卡脖子”技术，有人在街道服务社会民生，岗位虽然不同，但都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高等教育的普及，高学历人才供给愈发充分。虽然对一些岗位来说，尖端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将存在，但高学历人才供需总体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供不应求在向供过于求转变，硕博士学历的稀缺性确实在降低。一个开放的社会，也为每个人提供了愈加丰富、多元的选择，这必然会导致高学历人才的“低就”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种状况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个人选择、社会需求共同形塑的结果。从现实来看，学历越高、就业方向就越窄，专业对口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如果不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专业要求较宽的基层管理岗位，获得一份体面而又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就会成为一些人在就业形势严峻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这背后实际上是一双无形的大手在发挥作用。说到底，这些高学历人才的选择背后肯定有自己的理性考量。如果我们认同上述观点，那么在讨论这一话题时，也就更容易达成共识。个人的就业选择，是个人就业竞争力、就业志向、就业观念与态度以及大的就业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个体选择或许不符合公众和社会的期待，但作为非利益相关者，更多还是应该尊重这种多元选择。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被“高才低就”的表象所迷惑。比如，一些高学历者选择街道基层岗位，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发挥所长。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曾因为招录了一批名校硕博生而受到关注。但别忘了，该街道辖区内有华为、大疆、中兴等知名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值可能比一些省市高。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好区域内的企业，需要优秀人才，而优秀人才进入这样的环境也能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这其实也是一种人尽其才，而非人才浪费。更值得关注的是就业心态和就业选择背后的就业生态问题，即如何营造一个更良好的就业生态，引导毕业生们作出最大化平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选择。让爱冒险的人敢冒险，愿拼搏的人敢拼搏，想创新的人能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才是扭转社会就业偏好，破除求稳心态，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创造力，使人人尽其才、社会充满活力的关键。（作者系媒体评论员）02.为青年提供开阔的发展空间梁昱娟这样的新闻并非首例。此前，“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发Nature论文回家当公务员”“行星地质学博士报考社区干事”等新闻也曾登上热搜。这些新闻都反映了一个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将公务员、事业编制作为职业选择，“考公热”“考编热”不断升温。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逐年增加。根据清华大学2021年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清华学子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占比分别为15.8%、30.3%、23.8%，合计占比为69.9%，也就是说，约70%的清华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从个体来看，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是个人自由，职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很多人看来，城管工作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多少知识储备，北大博士去当城管，是人才的浪费。事实上，基层岗位在解决群众困难、规范城市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高学历人才的加入，有助于基层管理深化改革、基层治理现代化，对整个行业的提升大有裨益。但目前，体制内岗位成为高学历人才的主流选择，不仅容易导致人才错配，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深思，这一现象应当被社会重视。受当前经济形势影响，更多大学生倾向选择体制内岗位。近几年，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很大，而且这一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也难以很快消除。疫情之下，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少互联网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近年来出现的“996”“变相裁员”等现象，也让求职者看到了这些岗位高压、高风险的一面。相比之下，体制内的工作收入相对稳定，因此受到越来越多毕业生的青睐。然而，当一个社会中的高学历人才在就业中更多地将安全感作为首要考虑因素时，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新力可能会受到抑制。以往，考上名校、获取高学历，意味着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才华，在某一领域推动社会进步。而如今，当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在“考公”的赛道上严重内卷、为了一个基层岗位激烈竞争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和调整当下的人才培养方式、价值评价体系。比如，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存在的唯学历、唯名校倾向。又比如，科研岗位待遇不佳，生活工作压力大导致高学历人才转向他处。热衷“考公”“考编”的选择背后有生存的无奈，更有就业形势变化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应改善就业环境，鼓励创新创业，提升硬核科技行业的吸引力，解除青年科技人员后顾之忧，为青年人提供更加自由、开阔、多元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青春正好、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也应把目光看得更远。（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