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在科研实践中，能准确找到并攻克符合本国发展战略需求和世界未来趋势的战略性科研选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标志之一。科技创新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必须建立科学、自主、开放的科研选题机制，提高战略性科研选题能力，避免重大科研项目重复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少数前沿方向处于领跑，部分领域方向实现并跑，初步具备了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大部分领域依然跟跑，但差距在缩小。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的科研选题与国家发展现实和长远需要结合不够紧密，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短板依然突出，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要求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要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力度，密切产学研合作，联合建立将重大现实问题转化为科技问题的科研选题机制，从产业创新需求中凝练科技问题，突破一批底层原理和关键核心技术。这需要我们构建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相适应的科研选题、资源配置、评价激励机制。笔者认为，科研选题应坚持“四个面向”，立足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选出“真问题”，然后“真研究问题”，最终“真解决问题”。这需要健全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稳定支持机制，完善高风险、颠覆性技术创新支持机制；建立兴趣导向和任务导向相结合的基础研究选题机制，从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引导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心无旁骛挑战科技难题，努力开辟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前沿方向；明确勇攀高峰、潜心研究、创造价值的评价激励导向，避免“跟风式”科研和“短平快”研究。同时，要敢于给青年科学家担当大任的机会，发现一批敢闯“无人区”的顶尖科技人才。科研选题机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它的切入点在哪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与科学工程，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化的战略性科研选题机制，选准科研选题机制改革的重点方向和切入点，做好人财物配套，促进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科研成果。首先，探索制定战略性科研选题清单。完善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形成常态化、政产学研联合选题机制，精心挑选和吸纳中青年科学家和企业家参与重大科研任务选题研讨，形成符合我国发展实际和未来需要、涵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战略性科研选题清单，定期更新，供部门、机构、地方共享，避免重复布局。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选题，要勇于跳出“舒适区”，向“无人区”迈进；立足现实需求的选题，要尊重科学、技术、工程规律，分类部署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其次，建立分工明确、相互协同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能高质量完成战略科技任务的机构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国家实验室和综合院所的建制化、体系化优势及行业院所的建制化、专业化特色优势，主要承担战略导向、重大科技问题带动的基础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着力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主要承担前沿导向、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基础前沿研究机构和创新联合体，主要承担市场导向、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协同平台作用。再次，强化技术科学在创新链中的连通作用。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提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部门同时并进，相互影响，相互提携”。技术科学是以任务和需求为导向，对行业技术领域共性技术原理的研究，是连通创新链的关键环节。现有基础及应用研究的资助政策对技术科学的资助不足。要建立技术科学类项目的选题、评价、考核和管理机制，引导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开展技术科学研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学家、企业家和技术研发人员协同创新。从次，充分发挥科技评价改革的“风向标”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引导形成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科研选题机制。完善科技评价标准，对基础研究重点评价“从0到1”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对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点评价“从1到10”的“原理突破和技术价值”，对技术集成和成果转化等科研活动重点评价“从10到N”的集成突破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社会价值”，以此带动机构、人才、计划、项目、基地、平台等管理改革，推动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最后，分类实施科技奖励和创新激励。奖励和激励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要加强对人的奖励和激励。坚持“非功不奖”原则,“成就在先、承认在后”，分类奖励和激励：在政府层面，突出科技奖励的荣誉性，重视人员和科技团队奖励，大幅精简过程性成果奖励数量、提升奖励质量；在市场层面，切实完善产权和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对创新的普惠激励；在社会层面，鼓励科学共同体主导、企业捐赠的社会科技奖励专业化发展。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在创新实践中识别、奖励人才，带动评价、奖励和激励机制改革，形成科技人员各展其能、各尽其才，伯乐与千里马竞相涌现的局面。（作者：万劲波，系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解学术会议的基本知识，助力你参加学术人生的第一次学术会议~· 壹 ·学术会议对于青年学者的意义参加学术会议和发表论文一样无论对于学术大佬还是学术萌新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学术会议不仅是崭露头角的好机会，有可能为你的学术发表和未来求职起到意想不到的潜在影响。01.丰富学术经历参加学术会议是丰富学术经历的重要方式，例如对于本科生来说，想在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难如登天，发表普通期刊对于保研和参加夏令营的意义又不大，因此参加学术会议尤其是业内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可以算作含金量较高的学术经历。02.结识更多圈内大佬、同行很多人参加学术会议的目的主要是结识业内大佬，因为学术会议也有不同的举办目的，有的学术会议是期刊为了筛选优秀论文、有的学术会议是学校为了筛选潜在的青年教师、有的学术会议则是单纯的进行学术交流。但是无论何种类型的学术会议都会有大佬坐镇，也可以遇到很多同行，因此多参与学术会议就可以拓展自己的人脉，给未来的学术发展提供更多潜在的可能。03.同行互评有助于改进自己论文学术会议的标准流程是作者展示自己的论文，同行根据你的论文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点评，有助于提升论文的质量，并且同一论坛的参与人都有可能成为你未来论文发表时的审稿人，按照同行的建议修改完善也有可能提高自己文章的录用概率。04.知识交锋有助于启发研究思路由于每个人擅长的领域都不同，因此同行的论文、别人对你论文点评的切入点和评价往往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论文的互评环节往往会产生知识的交锋，在反复争论中往往也有助于启发研究思路，为进一步推进研究打下基础。· 贰 ·学术会议的类别和期刊论文一样，学术会议也分为不同的等级，但是和期刊不同的是，学术会议往往没有严格的分级标准（期刊论文往往分为核心和非核心），在不同的学校对于不同会议的分级也千差万别，因此这里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鉴别学术会议的小技巧，其次再为大家具体介绍顶级会议、普通会议的区别。01.学术会议鉴别技巧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重要学术会议指南》由于学术会议种类繁多、命名相对比较随意，因此对于学术会议的分级分类一直是困扰学界和科研工作者的问题，为此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2018年开始在全国各类学会的支持下组织院士、专家学者经过专家提名、学会评审、指南指导委员会认定等三个阶段，编制《重要学术会议指南》，目前已发布了四本指南，既包括国内会议也包括国际会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该指南并没有涵盖所有学术会议，因此只能作为参考。  本校学术会议分级目录目前有部分学校会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要学术会议指南》，将指南中的会议都认定为一级学术会议，但是绝大部分学校往往都会编制自己的学术会议指南，如果自己所在学校有自身制定的学术会议指南，建议还是以本学校的指南为准。很多学校会将学术会议分为：国际学术会议、国家一级学术会议、国家二级学术会议、省级一级学术会议、省级二级学术会议、其他会议。参加不同级别的学术会议往往会在奖学金评定时认定为相对应的分值，有的学校甚至将高水平学术会议等同于核心期刊论文，但是如果后续将会议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往往不会累计认定。02.学术会议分级那么该如何认定学术会议的等级呢？笔者建议从主办单位、会议规模与举办历史、业界影响力几个维度来综合判断。学术会议分级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主办单位：国际学术会议一般指的是在国外举办的或者在国内举办但是嘉宾来自三个及以上国家的学术会议；国家一级学术会议一般指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全国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综合学术会议或者由本校认定的符合国家一级学术会议标准的其他会议；省级一级学术会议一般指的是省级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省一级学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会议或者由本校认定的符合省级一级学术会议标准的其他会议。因此学术会议的主办单位一般级别越高越好。会议规模与举办历史一般也是衡量学术会议的重要指标，这里需要避免的一个误区是“会议规模越大，含金量越高”。虽然通常来说规模大的会议影响力都比较大，但是也有一些国际会议的办会目的是收取注册费，这样的会议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往往组织混乱，含金量往往比较低；其次是举办历史，一般来说顶级学术会议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良好的历史传承，因此一般举办的届数越多越能证明该会议的影响力和含金量，但是也需要注意一些“后起之秀”，大家也不要因为过于强调会议历史而忽视一些新兴的优质会议，说不定你参加的新兴会议也是一支潜力股。业界影响力也是衡量学术会议质量的重要指标，每个专业都会有几个大家口口相传、不容错过的学术会议，尤其是那种业内大佬云集的学术会议，如果遇到这种类型的会议一定要积极参与。03.学术会议类型  学科国际顶级会议上文已经介绍了国际会议的概念，那么学科国际顶级会议自然指的就是本学科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公共管理学科为例，专业内认可度比较高的学科顶级会议包括：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ASPA）公共管理研究会议（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PMRC）国际公共管理研究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on Public Management，IRSPM）这些会议往往都会配备专业的顶级刊物作为会刊，例如：ASPA的会刊是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PMRC的会刊是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PART)和Perspectives on Publ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PPMG)IRSPM的会刊是Public Management Review（PMR）因此参加学科国家顶级会议不仅可以让你在学界崭露头角，在奖学金评定方面获得优势，也有助于你未来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说不定未来的审稿人就是你所在分论坛的主持人）。  国内顶级会议国内顶级会议与国际顶级会议大体相同，主要就是由国内协会、高校、科研院所、杂志社举办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国内的顶级会议往往也会有很多顶级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参会，有的会议还会和杂志社提前约定好获奖论文将有很大概率刊发，因此如果想冲刺国内的顶级C刊，可以考虑经常参加国内顶级会议。例如国内经济学领域的顶级会议包括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作为理事单位创办的中国经济学年会；社会学领域的顶级会议有中国社会学年会等。这些会议往往也会有国内的顶级期刊例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社会学研究》等作为会议支持期刊，因此不容错过。  普通会议（包括水会）和学术期刊一样，有顶级的，自然也会有普通的学术会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甄别和避免质量不高的学术会议呢？首先，如果在SSCI期刊发表过论文的同学，尤其是在开源SSCI上发表过论文的同学可能经常会收到各类学术会议的邀请函，并且有可能在第一次收到邀请时还会感觉很激动，因为有的会议的名字起得非常高大上，这个时候一定需要警惕，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难道真的影响力大到让高端会议邀请自己去做展示吗？因此要仔细甄别，如果自己有某一篇论文被引用了几十次，那么确实有可能受到邀请，否则则很有可能是收到了为了赚取注册费的“水会”的邀请，因此如果不是急缺学术成果最好拒绝此类标准。其次，如果有的学术会议是“来者不拒”型的，而且网络上的口碑比较差，那么也应该尽量避免。最后，大家主要还是需要根据主办单位来甄别，如果主办单位是没听说过的协会（例如没有经过备案的协会，大家可以通过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https://www.chinanpo.gov.cn/查询该协会是否存在异常行为），也最好避免参加。· 叁 ·学术会议的参与流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打开学术会议呢？本节将为大家介绍学术会议的参与流程。01.阅读征稿启事参与的前提是了解会议信息，因此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些周期性的顶级会议，例如国内的很多顶级会议都是每年一次（例如中国经济学年会等）；其次，可以关注一些专注于分享学术会议信息的公众号（例如“爱知学者”）；最后，如果是科研工作者，朋友圈里肯定也会经常出现各种学术会议的征稿信息，大家也可以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多多留意。02.按照征稿启事准备论文or摘要一般来说，学术会议的征稿通知中都会明确注明会议要求，例如截止日期、如要提交的内容（全文or摘要）、线上or线下参会、征稿主题、字数限制等，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征稿启事准备论文，并且也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03.等待录用和邀请函一般来说，学术会议征稿启事中都会注明“将在某一日期前向入选作者发送邀请函”，因此大家需要在邮箱栏目留上自己的常用邮箱（最好是学校后缀的邮箱），然后等待录用通知或者邀请函，邀请函中往往会备注参会注意事项（例如是否提供免费餐食、住宿、是否报销往返车费、报销标准是什么、是否提供有协议价的宾馆），大家一定要提前阅读。04.准备现场展示PPT或者海报第四个环节就是准备参会所用材料，由于会议时间有限，因此会参会方式一般会分为口头报告、海报或者列席，口头报告往往需要结合PPT，因此大家需要提前制作好PPT，要做到言简意赅，避免PPT上出现大段文字；如果是提供展位放海报，则需要按照主办方的要求提供素材，并且准备好现场如何为大家介绍；如果只是列席，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参加。05.现场参会最后就是现场参会，大家可以根据会议含金量和个人时间安排决定是否现场参会，如果不参会也应当提前通知主办方，避免出现已经列在会议手册中但是临时缺席的情况。现场参会也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学术会议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学者互评，因此在参会前最好对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所准备，避免回答不上来的尴尬，尤其是对于研究设计中的细节一定要如数家珍。此外，如果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也一定要练好英语口语，避免听不懂其他学者的提问或者被提问后回答不上来。因为学术会议是展示个人研究的良好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注意表达技巧。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点评别人论文切忌过于犀利，要做到有理有据、有礼有节。· 肆 ·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最后再谈一点大家经常疑惑的问题，就是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的异同点是什么？如果参加学术会议了，这篇参会论文是否影响投稿期刊呢？本节将为大家解答这些疑惑。01.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的区别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载体不同，会议论文的载体是学术会议或者会议论文集，而期刊论文的载体是纸质版或者电子版的刊物。其次，会议论文的目的在于学术交流，而期刊论文的目的在于公布最新研究成果。此外，会议论文的选取是学术会议专家委员会单向选择的结果，不会经历反复修改的过程，而期刊论文往往需要经过多轮修改，由审稿人和编委共同决定是否刊发。02.投稿会议论文后还可以发表吗？大家经常担心参会论文是否影响日后在期刊上发表，如果有这个忧虑最好在参会前和主办方确认会后是否会正式出版学术论文集，如果正式出版那么则有可能会影响日后投稿，如果不会出版论文集那么则不影响日后投稿期刊。当然有一些会议是会被EI或者SCI全文检索，这样的情况主办方一般会在征稿通知里明确提出，如果会后就被检索，那么则不能再改投其他期刊。03.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的含金量对比很多学校的奖学金评定细则里都会出现学术论文的身影，那么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含金量的对比是怎样的呢？如果会议论文被SCI全文检索，那么和期刊论文被SCI检索是一样的；如果只是单纯参会，那么则可以将邀请函和会议手册作为参会证明，如果所在学校有自己制定的会议论文目录，则可以依照目录认定等级。学术会议对于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机遇。最后祝愿大家的学术成果都能在顶级学术会议上大放异彩~

他就赢得了陈天桥的投资和长期支持承诺。他一路从机械工程“闯”进脑机接口领域，喜欢从《三体》里找技术灵感，会用网球明星纳达尔激励学生。他，就是2021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新微基金获得者、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陶虎，一位热爱跨界，但又自觉孤独的“非典型科学家”。陶虎（受访者供图）01.“千万不能停，停下来这口气就跟不上了”《中国科学报》：我们注意到，过去10年间，您带领的团队在《科学》《自然》等期刊发表80余篇论文，被引15000多次，但您却说过，自己在学术文章方面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为什么？现在是否依然有焦虑感？陶虎：从我个人经历和我观察到的现象来看，以发顶刊来说，在大多数领域，在中国发表还是比在美国要难，在小的课题组比在大的课题组发表要难。我在美国做科研的时候，所在的课题组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投顶刊相对容易。回国之后，包括我在内的好多青年人会发现，论文的档次会掉下来。我最初回国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会有危机感和焦虑感。但随着这几年的积累，我和我的课题组在领域里的声誉起来了一点，又顺利了一些。现在我的焦虑已经不在文章数量上，而是在文章的影响力上，一是要看大家是不是跟着这个方向去做，二是要看做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在实践中用得上。《中国科学报》：关于做科研，您对年轻科研人员有什么建议？陶虎：科研人员的学术影响力和实际能力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学术影响力基本上会在学术成果产生后的5至8年才能显现出来。而当你获得所谓的“江湖地位”的时候，可能其实并不是你最强的时候。所以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第一要有耐心，不要想一朝成名；第二，要尽早发力，既然知道有5到8年的滞后期，就要尽早做出有价值的成果。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一旦拿到了终身教职就松了一口气，如果那样的话，就完蛋了。我一口气提了十多年了，一直没敢松，一年365天都不敢停下，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个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很大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千万不能停，停下来这口气就跟不上了。《中国科学报》：您平时的工作节奏如何？陶虎：我的睡眠质量非常好，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就可以了，再加上我的社交时间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空余”时间比较多。早上的时间我会用来写作，下午的时间用来处理一些不怎么需要创造性思维的事务性工作，晚上则用来思考。有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会记下来，如果是科研相关的想法，我会布置给我的学生；如果是跟学术文章相关的，第二天上午我会马上落实；如果跟行政或管理事务相关的，我也会把它布置给相关的部门。所以很遗憾的是，我的团队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收到我不同的任务。02.“什么样的交叉方向是最好的？跨界！”《中国科学报》：您所在的脑机接口领域是当前热门的研究领域，但是您其实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做的都是机械工程领域研究，是什么让您“突然”转了方向？陶虎：在2010年之前，我做的一直是微纳传感器相关研究，主要是微机电系统（MEMS），是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的交叉领域。但我一直觉得传感器技术如果跟生命医学、跟人结合，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脑机接口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火热，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可能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的家人和朋友很多都是医生，我能够体会到医生的无奈——他们想做的事情太伟大，却苦于没有好的技术手段。我希望能用前沿的科学，为他们做最先进的工具。2010年时，我博士毕业。当时，美国塔夫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的蚕丝蛋白材料制备是全世界最好的，而且我的博士后导师跟我有着类似的跨专业经历，他从本科到博士都是物理，做的是超快激光研究，后来转向生物医学工程系，用超快激光来加工蚕丝蛋白，因为这个机缘巧合，我就去了。我的研究背景是微纳传感器，所以我就尝试用蚕丝蛋白做传感器的基底和封装材料，后面我发现，这个领域比之前用激光加工蚕丝蛋白的发展空间更大。基于蚕丝蛋白的微电子器件、光学器件和组织工程全部结合在一起，包括目前我们做的脑机接口。《中国科学报》：现在大家都在提倡学科交叉融合，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该如何选择交叉的方向？陶虎：什么样的交叉方向是最好的？我认为是跨界。我们跟临床医生合作，他们提需求，我们用工程学的办法帮他们实现；我们也跟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合作，比如说脑机接口里面我们要用到生物蛋白，他们能帮我们研发我们需要的基因重组蛋白。这样的交叉合作，互相的贡献非常清楚，合作也非常愉快。03.“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内心有一点点特立独行”《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曾自称“非典型科学家”，还说自己是个孤独的人？陶虎：这其实是很件悲哀的事情。我想象中的科学家应该拥有新中国成立前后那一代科学家的科研态度和生活方式，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时候这种科学家精神反而常被视为“非典型”。我看到无数的年轻人很聪明，但一从国外知名高校回来就为了“帽子”和项目到处“拜码头”，最后整个人就“油”掉了。我基本上没太多时间出去社交，也因此吃过一些亏，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很孤独。《中国科学报》：您曾经提到，您很喜欢开组会，为什么？陶虎：我之所以喜欢开组会，一是因为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特别怕不接地气。二是因为我本身是很孤独的人，为数不多的可以跟人接触的机会可能就是组会。三是因为有些学生会想到一些我没有想到的想法，这会让我非常开心。我们的组会有时候会跟党课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做的事实在太难了，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需要在精神上有强大的支撑。我们的组会也经常会跟文艺结合，上次组会上我们邀请了文化大师，我特别喜欢跨界的合作，我们的实验室不能只知道搞科研。《中国科学报》：您获得过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新微基金的支持，如果请您对国科大教育基金会发展提一个建议，您会说什么？陶虎：我建议设立基金或者奖金，用于支持研究所的研究员开课。中科院研究所和高校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研究员没有教学任务。但是，教课，特别是教授和本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会比学生泛泛地来选课效果要来得好，也是对研究员自己的一个锻炼和提高。《中国科学报》：您如今已经承担了科研管理者、企业管理者、科研工作者、教书育人者四种角色，这四个角色在您心目中的重要性如何？陶虎：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老师这个角色。行政职务有期限，项目也有周期，但是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角色。《中国科学报》：听说平时您喜欢用纳达尔来激励自己的学生，为什么是纳达尔？陶虎：我可能内心有一点特立独行，特别不喜欢去追捧大家公认的最厉害或天赋最高的人。我更欣赏不外溢的天赋、强大的内心，以及那种无论风吹雨打、我自巍然不动的性格。纳达尔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球员，我过去十多年的职业起伏和纳达尔的职业轨迹有着很高的相似度。纳达尔可能是史上精神力量最强大的运动员，或许都没有“之一”。纳达尔职业生涯中多次经受重大伤病，还有无数人看低他的打法和职业生涯，但他就像永远的斗士一样，从未放弃。此外，纳达尔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运动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他很多顶级球星大多选择在税收低的国家定居，他是顶级网球运动员中为数不多的定居在祖国的运动员。纳达尔在球场上强大的抗压力和平时生活中的谦虚和善，是我特别想具备的品质，他的这种性格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也特别重要。04.期待将 “降维打击”变成现实《中国科学报》：您曾说《三体》给了您很多启发，具体是什么启发了您？陶虎：《三体》里有一位歌者，用一片二向箔就把整个太阳系平面化了。我们的脑机接口技术走得就是降维打击的技术路线。脑机接口技术是用生物信息技术手段去解决生命科学的问题。信息技术依赖于集成电路的制造工艺，而这种工艺是平面的，但大脑却是一个复杂的三维立体结构。二向箔这个细节给了我启发，我们采用了降维打击路线，通过一个微孔把一个类似于一维的小球植进大脑，让它在大脑里展成二维，然后进一步覆盖三维空间。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跟其他脑机接口公司发展路线不一样的地方。目前，我们技术的动物实验已经完成，并拿到了临床试验的伦理批件。《中国科学报》：有报道说，陈天桥与您交流了一个小时就拍板支持“脑虎科技”了，而且承诺持续资助二三十年，在那一个小时里，你们都聊了些什么？陶虎：我们的交流非常坦诚，主要是聊脑科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核心技术挑战和关键应用场景，整体内容很学术。陈天桥对于脑科学，特别是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的了解程度和投入程度之深让我非常震惊，他对技术路线的选择和对技术发展的速度也有着非常科学且专业的判断。在那一个小时里，我真诚地向他表达了脑机接口技术的难度，告诉他脑机接口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时间不是传统的信息技术或生物技术创业项目可比拟的。我也明确地告诉他，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不难的工作我们是不做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够真正把脑机接口技术做出来，我希望是我们这个团队，当然，这个团队不是仅仅指我自己的课题组，还包括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中国科学报》：未来五年里，您最想干成的事是什么？陶虎：我们现在想做一个生物和信息技术交叉融合（BTIT）的产业研究院。大家都知道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很火，比方说脑机接口、蚕丝蛋白硬盘的生物存储、植入式医用传感器等，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和机制来做技术成果的转化。脑虎科技还不能说完全成功，但是它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希望通过我们学术上的积累、商业上的探索，把这个经验复制下来，应用到BTIT这个未来最有潜力的颠覆性领域之中。另外，五年内我还有一个小目标——我希望我的情商能高于我的智商，我的体重能小于我的身高。

展的迹象是否存在？什么样的合作会带来成功？年轻科研人员如何将成功的概率最大化？一些科学学研究者正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这个新兴的研究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用量化方式认识科学的演化路径，探讨科研活动涉及的种种因素与其产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会给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带来启示，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研究或许可以称为科研人员的“成功学”。01.你的“奇迹年”什么时候到来？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就在这一年，爱因斯坦接连发表了数篇彻底改变物理学的论文。他解释了布朗运动，印证了原子和分子的存在；他发现了光电效应，向量子力学迈出了关键一步，并因此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完全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在这一年的年末，他写下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式：E=mc2。虽然爱因斯坦的高度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但他这种研究成果集中爆发的“连胜”现象却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爱因斯坦的连胜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在更多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中，重磅的研究成果也会倾向于在某段时间内接连到来吗？如果有这种连胜期存在，会发生在什么时期呢？在不久前出版的《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一书中，美国西北大学科学学与创新中心主任王大顺和美国东北大学教授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共同探讨了这一问题。这些探讨基于王大顺等人2018年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在研究连胜现象之前，王大顺就对一万多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做过研究分析。他发现，研究人员发表最有影响力的论文的时间完全是随机的，其出现在研究生涯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概率是一样的。而在2018年的研究中，王大顺等人不仅关注科学家的最佳作品，而且关注他的次佳、第三佳作品，考察这些作品出现的时机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有效规律。他们使用谷歌学术搜索和Web of Science平台获得了超过两万名科学家的研究论文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每篇论文在发表十年之内的引用情况。他们还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学术界以外，考察了艺术家和电影导演的作品情况。研究人员首先计算了个体的三个最佳作品产生的时间间隔，然后进行模拟。他们随机打乱了三个最佳作品在个体职业生涯中出现的顺序，并再次计算了它们之间的时间间隔。他们发现，与随机数据相比，现实数据中一个人的两个巅峰作品有更大概率在相近时间内出现。也就是说，无论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电影导演，职业生涯中的连胜期都是存在的。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人至少会经历一次连胜期，他们连胜期的长度随职业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艺术家大多持续5.7年、电影导演持续5.2年，而科学家会持续3.7年。虽然连胜期出现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在王大顺看来，这项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比如在鉴别或培养有潜力的科学家时，可以将连胜这一概念纳入考量因素，否则可能会错失机遇。在这方面，耶鲁大学有过一次教训。化学家约翰·芬恩在67岁时发表了研究成果，证实了一个新的电喷雾离子源。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至少他自己认为是。但耶鲁大学仍然让他退休，将他请出了校园。此后，约翰·芬恩不太情愿地在弗吉尼亚联邦大学重新安顿下来，该校为他提供了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自此，他的连胜期开启了。1984至1989年，约翰·芬恩的研究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最终创立了电喷雾离子化的质谱分析法，使大分子和蛋白质的测量更快、更准确，促进了癌症诊断和治疗上的许多创新，这使他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02.多样化的科研团队，影响力更大？除了个人科研产出之外，如何组建一支优秀的科研团队也是很多科学家最关心的话题。科学家是拉上彼此熟悉的、有“共同语言”的人一起工作好，还是选择多样性更强的合作伙伴好呢？一些研究给出了数据。近年来，不少研究都对科研团队多样性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这些多样性因素包括国籍、种族、所在院校或机构、性别、学术年龄和专业背景，等等。毫无例外，这些研究都显示，科研团队的多样性有助于提升团队效率，无论是在产出量上还是在产出更具影响力的论文上。有研究分析了1985—2008年由美国作者撰写的250多万篇研究论文涉及的种族多样性情况。研究人员发现，由来自4或5个不同种族的作者撰写的论文，比全部来自相同种族的作者所撰写的论文，获得的引用量平均要高5%~10%。针对国籍或机构多样性的研究也呈现出相似的结果。有研究人员对1996—2012年8个学科的所有论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撰写的论文，更有可能被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而且往往会获得更多的引用。有趣的是，在针对多样性的研究中，团队的种族多样性因素对论文影响力的提升作用似乎最显著。2018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由600万名科学家撰写的900多万篇论文，探究科研影响力与种族、学科、性别、隶属关系、学术年龄等五种多样性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将这五种多样性指标与团队成果的五年总引用量进行比较，发现种族多样性与影响力的相关程度比任何其他指标都更强。即使他们控制了论文发表年份、作者人数、研究领域、论文发表前作者的影响力以及大学排名等因素后，团队的种族多样性仍提升了10.63%的团队影响力。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能与更多样化的同事合作的科研人员，科研也会做得更好。也就是说，论文影响力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团队成员思想开放、善于合作导致的，而并非由于种族多样性本身。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个体多样性”指标，通过采集某位作者所有的早期共同作者情况，测量其种族多样性的程度。然后，再将它与“团队多样性”进行比较，即某篇论文共同作者中的种族多样性程度。结果表明，虽然团队多样性和个体多样性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前者对科研影响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不过，王大顺在《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一书中也提醒，这些研究依据的都是论文发表数据，因此这些发现可能仅限于那些足以成功发表论文的团队。也就是说，当团队真正形成并有了论文产出之后，多样性才能与更高的影响力联系在一起。03.科学家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在论及上述科学学研究的价值时，《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译者、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贾韬表示，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通过观察自己以及身边的科研活动，对各种规律进行符合逻辑的归纳总结，也很有可能形成系统化的科学认知，这些认知将进一步为他的成功助力。然而，个人对科学的观察往往局限于“身边”。当涉及跨学科、跨国家的复杂问题时，缺少大规模数据的量化分析，而仅仅依赖身边的经验，也许会让科学家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中。贾韬举例说，国内科研人员很可能会基于直观感受，认为医学、生物、农业和化学这样的学科是“劳动密集型”的，六七个人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合作发表一篇论文是学科的常态，因此人力投入是发展这些学科的必要条件。这种直观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我国这些研究领域中，2017年作者人数少于5人的论文占比在25%以下。然而在全球其他国家，这一比例为50%甚至更高。也就是说，这些领域中，规模较小的研究队伍创造了一半的科研产出，而这才是这些学科在全球发展的常态。“脱离大数据的系统性分析，仅仅依赖自身的感知，我们很可能会走向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学科发展道路。”贾韬表示。2019年，《自然》发表了一项对科研团队的研究，发现小团队比大团队更能做出颠覆式的创新成果。“考虑到小型研究队伍在颠覆性创新上的特有能力，这样的选择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同时，在贾韬看来，目前一些科学学研究，比如关于团队多样性的研究，所基于的数据主要是英语国家的论文产出，相关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们在一些初期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我国高被引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规律，但是这些观察结果到底是对应着不同的机制，比如高被引论文在我国不能准确地反映其科学影响力，还是对应着相同机制下的不同参数，比如我国的论文发表增速全球最高，还需要大量的后续研究分析。”贾韬说。无论如何，在贾韬看来，当我国逐步从科技的追赶者变为全球的创新中心，科学的结构性变革必然会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科学学的研究变得极为重要。《中国科学报》 (2022-05-13 第4版 文化)

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在科研实践中，能准确找到并攻克符合本国发展战略需求和世界未来趋势的战略性科研选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标志之一。科技创新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必须建立科学、自主、开放的科研选题机制，提高战略性科研选题能力，避免重大科研项目重复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少数前沿方向处于领跑，部分领域方向实现并跑，初步具备了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大部分领域依然跟跑，但差距在缩小。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的科研选题与国家发展现实和长远需要结合不够紧密，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短板依然突出，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要求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要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力度，密切产学研合作，联合建立将重大现实问题转化为科技问题的科研选题机制，从产业创新需求中凝练科技问题，突破一批底层原理和关键核心技术。这需要我们构建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相适应的科研选题、资源配置、评价激励机制。笔者认为，科研选题应坚持“四个面向”，立足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选出“真问题”，然后“真研究问题”，最终“真解决问题”。这需要健全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稳定支持机制，完善高风险、颠覆性技术创新支持机制；建立兴趣导向和任务导向相结合的基础研究选题机制，从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引导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心无旁骛挑战科技难题，努力开辟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前沿方向；明确勇攀高峰、潜心研究、创造价值的评价激励导向，避免“跟风式”科研和“短平快”研究。同时，要敢于给青年科学家担当大任的机会，发现一批敢闯“无人区”的顶尖科技人才。科研选题机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它的切入点在哪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与科学工程，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化的战略性科研选题机制，选准科研选题机制改革的重点方向和切入点，做好人财物配套，促进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科研成果。首先，探索制定战略性科研选题清单。完善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形成常态化、政产学研联合选题机制，精心挑选和吸纳中青年科学家和企业家参与重大科研任务选题研讨，形成符合我国发展实际和未来需要、涵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战略性科研选题清单，定期更新，供部门、机构、地方共享，避免重复布局。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选题，要勇于跳出“舒适区”，向“无人区”迈进；立足现实需求的选题，要尊重科学、技术、工程规律，分类部署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其次，建立分工明确、相互协同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能高质量完成战略科技任务的机构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国家实验室和综合院所的建制化、体系化优势及行业院所的建制化、专业化特色优势，主要承担战略导向、重大科技问题带动的基础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着力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主要承担前沿导向、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基础前沿研究机构和创新联合体，主要承担市场导向、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协同平台作用。再次，强化技术科学在创新链中的连通作用。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提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部门同时并进，相互影响，相互提携”。技术科学是以任务和需求为导向，对行业技术领域共性技术原理的研究，是连通创新链的关键环节。现有基础及应用研究的资助政策对技术科学的资助不足。要建立技术科学类项目的选题、评价、考核和管理机制，引导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开展技术科学研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学家、企业家和技术研发人员协同创新。从次，充分发挥科技评价改革的“风向标”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引导形成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科研选题机制。完善科技评价标准，对基础研究重点评价“从0到1”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对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点评价“从1到10”的“原理突破和技术价值”，对技术集成和成果转化等科研活动重点评价“从10到N”的集成突破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社会价值”，以此带动机构、人才、计划、项目、基地、平台等管理改革，推动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最后，分类实施科技奖励和创新激励。奖励和激励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要加强对人的奖励和激励。坚持“非功不奖”原则,“成就在先、承认在后”，分类奖励和激励：在政府层面，突出科技奖励的荣誉性，重视人员和科技团队奖励，大幅精简过程性成果奖励数量、提升奖励质量；在市场层面，切实完善产权和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对创新的普惠激励；在社会层面，鼓励科学共同体主导、企业捐赠的社会科技奖励专业化发展。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在创新实践中识别、奖励人才，带动评价、奖励和激励机制改革，形成科技人员各展其能、各尽其才，伯乐与千里马竞相涌现的局面。（作者：万劲波，系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以及如何评价等问题。在这方面，导师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期本报特邀一位“C9高校”导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助力将本科生做科研落到实处。■马臻“你有没有做过科研？”被考官这样一问，很多参加大三暑假“夏令营”和大四“九推”（九月正式推免）面试的本科生可能会颇为尴尬。如果他们回答说“没有做过科研”，那么就很难脱颖而出。作为一名“C9高校”的导师，我常常亲眼见证这样的现场。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本科生做科研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学生读大四时做毕业论文，属于“规定动作”；另一种是学生在读大二、大三时自愿加入教师课题组做科研，是“自选动作”。考生参加上述面试时，还没有到“规定动作”环节，他们可说的只能是“自选动作”。然而，对于“自选动作”，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所持的态度有很大差别，如果没人“推一把”，老师的积极性就很容易被“浇灭”，学生也往往会“不了了之”，于是便出现开头的尴尬场景。01.指导学生开展“自选动作”的意愿差别很大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不同学校对于大二、大三学生进课题组做科研重视和鼓励程度不同，有些学校缺少本科生做科研“自选动作”的氛围和条件；另一方面，哪怕在一些更容易开展“自选动作”的知名高校，老师对其认同度和鼓励程度也不同。很多老师不愿意接纳本科生提前进课题组做研究。其原因在于本科生在大二、大三期间忙于上课和各种社团活动，没有完整的时间到实验室做科研。而且，本科生进实验室后，由于缺乏科研基础，老师需要花很多时间教他们，最终虽然学生得到了一些科研训练，但很难立竿见影地产出科研论文。如果既没有得到科研论文，又没有从院系得到相应的“工分”，那么老师的积极性很容易被“浇灭”。然而，据我观察，还是有一些老师乐于接纳大二、大三学生到课题组做科研，这就好比有的高校教师就是乐意去中学开科普讲座，还有的教师热衷于在科学网写博客、在报刊发文。究其原因，在于这样的老师有意发掘在科研上有潜力的苗子，好好培养学生，并把优秀的学生留在本课题组读研或者推荐出国读研。当课题组有本科生取得了好的成绩（比如发表科研论文、获得“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奖项等），或者有了好的出路（比如去世界名校深造），不但课题组老师觉得脸上有光，而且课题组还能吸引更多的本科生前来“淘金”。我就有一位同事从本科生中“挖掘”到好几位科研苗子，这些学生在做科研“自选动作”的过程中，决定留在课题组读硕士、博士，为他课题组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02.“散兵游勇”做科研会导致不了了之在实操层面，本科生做科研“自选动作”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学校发布的本科生科创项目为依托，学生需要写项目申请书，通过项目评审，在开展科研一段时间之后还要参加中期考核，并最终提交结题报告，一般一个项目的执行历时一年。如能顺利完成，学生便可以得到证书，这对他们升学有用，也会给学生带来荣誉感，做自选课题研究的结果还可以转化为毕业论文的内容，使毕业论文季的时间安排更加灵活。总之，这种方式比较正规，有目标和具体的任务，有考核要求和时间节点，也有相对正式的师生关系，符合目标管理的SMART原则（目标是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有时间限制的），还有项目经费支持。并且，学生的科创项目是通过竞争得来的，他们会更加珍惜。另外一种方式不依托学校的科创项目，而是师生之间形成一种松散的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也没有明确的课题任务。基本上是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实验室“打酱油”，有时间就来，没时间就不来。如果没有明确的课题任务，那么学生获得的可能只是体验，而没有完成任务的紧迫感，也不容易出成果。一些知名高校对推动本科生提前进实验室有较成熟的做法。比如，复旦大学设立了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FDUROP），包括■政、望道、卿枫、曦源、登辉、卿云等项目。从复旦大学报考指南可见，截至2021年上半年，FDUROP累计资助本科生约6000名，近几年每年资助本科生近500名。据统计，历年仅■政、望道项目资助的学生中就有40位获得国内外高校教职。为了实现师生的匹配、吸引优秀本科生做科研，复旦大学的一些院系还举办课题组推介会，即组织一些渴望招收本科生做科研的老师给大二、大三学生介绍自己课题组的研究。为迎接“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而举办的校内创新创业比赛以及与此配套的宣讲会，也调动了部分学生做科研、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指导学生获得“挑战杯”“互联网+”大赛奖项的教师还能获得奖励和成果认定。03.指导本科生做科研不能一味地“冲冲冲”时下，我国高校正在花大力气提高本科教育质量，而指导本科生做科研正属于实践教学的范畴。为了稳妥进行这项工作，我认为有必要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大二、大三本科生尚缺乏科研基础和实验安全知识，也可能不知道学术规范为何物。因此，导师得督促课题组本科生学习各种规章制度，在操作仪器、试剂时处处小心，还要让他们学习做实验、处理数据、写论文的方法和规范。其次，本科生课程多、时间少，做研究往往会不了了之。导师要提醒课题组本科生注意合理安排时间，并及时和导师讨论，获得最大帮助。最后，无论是导师还是本科生，都要有合理的定位，并保持好的心态——本科生进课题组是来学习的，并非一定要发论文，也并非一定能发论文。本科生应珍视自己的点滴进步，享受科研探索的过程，不能急躁。而导师也应立足长远，把握好人才培养的规律，而不是急功近利地要求本科生必须发论文。（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报》(2022-05-10第3版大学观察)

他一路从名校走来：北大本科，斯坦福直博。而很少被人提及的是，初二以前，他都在乡村里的学校上学。他的实力也有目共睹：大三时，他在首届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中，收获一个金牌、两个铜牌和全能金奖；2019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职业奖（NSF CAREER Award）；2020年获斯隆研究奖。过去这些年里，作为数学竞赛冠军、“天才少年”，苏炜杰见到了竞技数学里最残酷和最美妙的一切——一些极有数学天赋的同龄人退出数学领域；也看到了一些人完成蜕变，成为数学世界里的弄潮儿。很幸运，苏炜杰成为了后者。01.从“农村娃”到斯坦福博士求学路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时刻，苏炜杰的人生轨迹都因数学竞赛而改变。第一次是在初二。此前，他都在乡村学校就读。1988年，苏炜杰出生在浙江余姚市明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余姚市经济发达，但其农村教育资源条件远不如相邻仅几公里的城区。初二那年，苏炜杰第一次接触到全国初中数学联赛。苏炜杰数学成绩好，老师告诉他“可以搞搞竞赛，这样比较容易出成绩”。最终，他获得了让众人“眼前一亮”的好成绩——全国初中数学联赛浙江赛区二等奖，而其它的获奖者均为初三学生。得益于这次竞赛的成绩排名，苏炜杰受邀到城区的中学读书。他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从农村到城市，后来也一直在城市里求学和工作。”后来，苏炜杰又多次在数学竞赛和自然科学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初中升高中时，他同时被余姚中学、镇海中学、学军中学和杭二中等浙江省重点中学录取，最终他决定留在当地的余姚中学。第二次改变是在高中。高一和高三时他在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分别获得浙江省第六名和第一名，并受邀参加国家奥林匹克竞赛集训队——由从全国10万名高中生中挑选出的30名学生组成。经过一个月的封闭训练，最后选出6名学生组成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冲击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苏炜杰只差几分没能成为六分之一，这是他竞赛经历中唯一的“遗憾”。高中毕业前，苏炜杰就收到了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保送”通知。那时，苏炜杰是一个清秀阳光的大男孩，初看腼腆但内心充满自信，很多人称他为“小苏”。除了数学，他也有很多热爱，如文学、历史。但他说，“数学是唯一能够准确描绘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学科。”2007年苏炜杰进入北大。这成为他通往数学研究世界的重要一步。2010年，他参加了首届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并收获了一个金牌、两个铜牌和全能金奖。这一竞赛的主办者是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丘成桐，命题人和考官均是全球一流数学家，难度与国外知名大学的研究生资格考试相当。“丘先生亲自给我颁奖，与一位伟大的国际数学大师近距离接触，对我是极大的鼓励。”苏炜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至今回忆起来仍有纪念意义。因为这次比赛，苏炜杰还得到了来自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全球顶尖名校的数学家们的“亲自面试”。大学毕业申请出国留学时，他顺利拿到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顶尖高校的博士全额奖学金，最后他选择了斯坦福大学，在该校最高博士生奖学金（Stanford Graduate Fellowship）的支持下开启攻读博士之旅。也是这次比赛，让苏炜杰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奖学金——大约2万多人民币。“我家经济条件非常有限，我当时出国申请费用和机票等都是靠它，所以非常感谢。”苏炜杰说。十几年过去，当苏炜杰再次谈起这段经历时，他依旧心怀感激，“竞赛给我提供了机会，没有这些，我的人生肯定会改变。”02.“竞赛消耗了我对数学的原生兴趣”苏炜杰对数学有着天生的热情，甚至一度到了“狂热”与“痴迷”的地步。他最早发觉自己喜欢数学是在小学三、四年级，“有一些应用题，做得不错，还比较快。有时候比老师还快，得到了一些正反馈，慢慢地就对数学有了兴趣。”苏炜杰开始不满足于书本，五年级的时候，他向同村的一名大专生借书，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大学里才学的高等数学。他有些看懂了，有些没看懂，但他感受到：数学非常美妙。至今苏炜杰还能回忆起，从小学五年级至初一的三年里，他对数学有过一种“特别的、非常强烈的热情。”苏炜杰想看高等数学的专业书，可当时余姚的新华书店没有高等数学的书籍，家人也并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小学生还需要那么高深的书。”他求着父亲带他去宁波杭州的新华书店，“刚开始，我爸爸不太愿意带我去，求了很多次，他终于带我去了。”在新华书店，他一下子买了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微分几何，还有物理学的热力学、量子力学等等。买回来后，苏炜杰如饥似渴，用他的话说，“当时只要看个数学、物理的书，可以不吃不喝。”苏炜杰坦承，这些书里，那时的他看懂的很少，甚至不到10%，“只能看懂一些记号，无法理解真正的数学背景”。老师看到他书桌里放的这些“高等数学”，也觉得他“不应该好高骛远”。但，这些没有影响到他。在他看来，“数学的公式是美的，数学的图形是美的”，他很享受沉浸在数学世界里。但在开始参加数学竞赛后，“火热”的激情有了消退。“竞赛确实消耗了我对数学的原生兴趣。”这是最让苏炜杰遗憾的。尤其是高三他希望冲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成为六分之一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想进，学校的期望也很大，但做了太多的题库，稍微有些精神疲劳。”苏炜杰回忆道。那个时候，他的数学世界里几乎没有了高等数学，取而代之的是数不清的题库，以及需要牢记于心的解题技巧和套路。没有了自由思考、创新，苏炜杰内心不喜欢这种状态。他清醒地认识到，从长远看，一旦题目多到让你激情下降，甚至打压兴趣，是非常可怕的，“人生很长远，最终还需要有兴趣驱动，你能够做一件事情并持续做下去。”苏炜杰感受到，数学竞赛所培养的能力很有限，比如解题能力，或是对某一个问题的理解能力。这一点与他的前辈、原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许晨阳不谋而合。许晨阳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认识的一些优秀数学竞赛参加者，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认识到了数学竞赛的这种局限性，而选择了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为后来成长为杰出数学家奠定了关键的一步。”进入大学后，苏炜杰对数学依然保持着“敬畏之心”，也依旧保持着刻苦的学习状态。他的成绩常常在年级基础数学专业中排名第一，是其专业中唯一连续三年获得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的学生。他基本不玩游戏，最多的时间投入是在图书馆——与在燕园第1周就认识了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一起结伴学习。“保持兴趣的重要一点是要保持好奇心。”苏炜杰告诉《中国科学报》，保持开放的心态，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每个晚上和周末，他们都会约定交流、讨论，分享一本超越教材的知识。“周围都是优秀的人物，有困惑、难题，一交流，马上就有点子了，很快会有提高进步。”不再日日做题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寻找儿时的享受。苏炜杰钻研本专业纯基础数学的同时，也关心着数学的应用。他多次参加数学建模比赛，并屡获佳绩。2010年，他与同学合作，在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Finalist奖(特等奖提名)。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数据科学的巨大应用价值，于是决定出国攻读应用数学和统计学博士。03.树立学术“风格”在斯坦福大学，苏炜杰师从两位大牛博导——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Emmanuel Candès 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双院院士 Cynthia Dwork。他们对苏炜杰要求特别严格，也是苏炜杰能够在数学领域“更进一步”的重要人物。“他强调要树立自己的学术风格。”这几乎奠定了苏炜杰的科研走向。“风格，就是不随大流，做最前沿的研究。比如：导师不希望我们follow别人做的研究，改进一下就发一篇论文。”博士期间，苏炜杰面临着发论文的压力。他看到很多博士生第一年就把论文写出来了，导师似乎看出了他的“着急”，告诉他，“慢慢来，第一篇论文水平一定要高，它可是你之后每篇论文的‘参照物’。”苏炜杰的论文直到博士第三年才完成，那是关于高维统计的变量选择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开国际会议时，很多人我并不认识，但他们告诉我知道我们的工作。”苏炜杰至今依然记得这一研究。“一篇论文有没有价值，是看很多年以后，还有没有人读你的论文。”这是快毕业时导师对苏炜杰的教诲，也是苏炜杰写论文做研究的基本“遵循”。如今，苏炜杰已经完全转向应用数学研究领域。好奇心的驱动让他兴趣更加广泛，他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的数学基础，已在机器学习的优化算法、数据隐私保护、深度学习理论基础和高维统计均取得重要成果。他的一个代表性工作是对一类添加动量的优化算法提供了一个分析和设计的框架，特别是对Nesterov加速算法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分析。这个工作被众多机器学习理论研究者使用和推广。机器学习泰斗Michael Jordan在2018年里约国际数学家大会1小时报告中，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苏炜杰所做出的重要成果。正如冲击“冠军”，苏炜杰也在冲击着“最顶尖”的科研问题，“要做就做最前沿最顶尖的科研，在做每个问题前，我会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学习和了解，一旦决定，就不遗余力地努力。”前不久，得知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职后，苏炜杰把好消息告诉了丘成桐教授，感谢他当年的鼓励，丘成桐也第一时间回信表示祝贺。“祖国是我的根所在，从农村一路走来，到今天有的一点点成绩，离不开家乡和老师们的培养和教导，有机会我将不遗余力地回报。”苏炜杰说。

。科研评价在研究方法、评价模式、评价指标及体系、评价流程、评价新路径上都密切关注科研结果。笔者认为，在抓住结果“龙头”的同时，还需要在“效率”问题上给予足够的关注，进一步在科研方向的把握、科研过程的管理、成果转化的促进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完善当前科研评价体系。01.把握科研方向：避免科技资源浪费科研评价是科学性和文化性融为一体的认知活动。科学评价的方向性把握，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评价，目的是识别科学家重大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从而促进学术交流、建立科学规范、引导研究方向。把握科研方向，就是要发挥科研的引导作用，确保科技研发资助不产生方向性失误，避免有限的科技资源被浪费。政府在研发资助的方向上，有时遍撒网、大水漫灌、放水养鱼，实属迫不得已，归根结底是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客观上导致了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譬如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在理论上非常超前，如何找到现实的应用场景一时难定，未来发展也难以预料，支持政策如何决策？如果没有科学评价的支持，很难下结论。再如当下很热的“量子计算”技术，有硅基、超导和离子阱等路线，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怎样才能有整体的认知和判断？对此，政府政策也需要有明确的态度，在这之后的几百亿、上千亿元的投资中，科学界乃至科研评价研究都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教训历历在目，在一些众所周知的科技项目上，政府投资巨大，由于没有科学评价的研究支撑，导致方向性失误，造成科研资金的巨大浪费，甚至造成整整一代技术的落后，从而影响国家战略。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科研评价工作，完成把握科研方向的历史重任。02.提高科研效率：给科研过程管理留点空间创新过程是科研发展的不竭动力，关注科研效率必须关注科研过程，这是提升科研效率的重要方面。首先，现阶段急需改变以结果为中心的评价模式，给科研过程的管理留一点空间，为了让它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一定要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在过程中要呵护科研的成长、宽容失败，这样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其次，要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合理规范企业的研发活动、准确认定企业研发活动；合理、有效地归集企业研发活动费用。这需要一个明确、合理的评价标准，以有效提高研发投入的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效率，从而大大提升研发投入效率。再次，必须把科研人才培养当作首要任务。只有抓住这个首要任务，才能让科学过程评价的“指挥棒”更加科学，营造真正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对更多科研工作者形成正向激励，真正挖掘科研人才这个“第一资源”、激发创新这个“第一动力”，还可以有效杜绝科研浪费。03.促进成果转化：在评价中体现成果转化的侧重科研评价如何有效促进成果转化？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作出了榜样，它被认为是“德国制造”的秘密武器，其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之高，令人咋舌。该协会平均每年为3000多家企业完成上万项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这背后的重要支撑就是科学技术评价。目前，我国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研产出大国，大量科技成果亟待转化。然而，我国分类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尚未建立，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问题尚未解决，使得科技成果评价可信度不高，得不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大量民间资本逡巡于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之外，无法有效参与成果转化环节，导致大量成果失去资本扶持，得不到有效转化，这也成为影响我国实施科技强国战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的薄弱环节之一。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存在重论文轻成果转化、不了解市场情况和企业需求等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改变陈旧的评价指标，在评价内容中体现对转化效果的侧重，为跨越科研成果产业化、市场化的“死亡之谷”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此外，要想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就要解决好“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的问题，并建立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健全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无论是何种科研评价，都必须考虑科研工作特点，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简化、优化评价流程，遵循科学性、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国际性、实效性、公开性的原则，采用生产力和文化为一体的评价方法，把效率摆在突出位置，让科研评价真正起到“指挥棒”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本报记者赵广立整理）《中国科学报》(2022-05-09第4版转移转化)

套用了另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名称、地点以及时间，批量发布会议论文，且均没有进行正当的同行评议。其出版总监表示，“这不是ACM举行的会议。该协会仅作为出版商参与，不为这些论文进行同行评议。”无独有偶，几个月前，由于同样的原因，ACM曾一次性撤回26篇会议论文。该会议的联合主席表示，他们只负责场地和会务，论文的同行评议外包给了一家来自中国北京的公司。ACM是全世界计算机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专业学术组织。ACM所评选的图灵奖被认为是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01.“李逵”还是“李鬼”？套用会议名称发布“垃圾”论文2021年8月19日至20日，信息管理与技术国际会议（ICIMTech）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会后形成了会议论文集，由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出版。自2016年起，这已是ICIMTech第6次举行，前5次地点均在印度尼西亚。2021年该会议的主题是“促进社会数字化转型”。据会议主席Evaristus Didik Madyatmadja介绍，ICIMTech 2021收到330篇论文，其中158篇高质量论文被录用并将发表。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conhome/9534863/proceeding后来，有人发现这一会议名称被“套用”。“李鬼”论文集显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办了相同的会议，并收录了323篇论文。https://dl.acm.org/doi/proceedings/10.1145/3465631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后，ACM发出撤稿通知。通知中写到：本次会议的同行评审过程的完整性值得怀疑。ACM决定从ACM数字图书馆撤回整个会议论文集和所有相关论文。撤稿通知丨图源自@lonnibesancon记者梳理发现，从被撤作者的姓名与研究单位来看，几乎所有作者都来自中国。研究单位中则不乏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双一流”高校，也有来自广东科技大学、上海大学、武汉东湖学院等地方院校，以及菲律宾国立雷省科技大学等国外高校的作者。而从标题看，这些论文的主题更是“五花八门”：有关于大学生的，如《20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对成都的影响研究》；有关于教学的，如《高职焊接专业项目教学法的改革》《论网络安全背景下的专业英语长句教学》《现代电气控制技术的教学改革》；有关于体育的，如《互联网+背景下体育教育的发展方向》《大数据时代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创新》；有关于营销的，如《旅游景区整合营销传播的核心概念分析》。其它的还有《如何管理园林工程项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约翰斯顿从北京到曼德勒对中国的观察》等等。02.会议联合主席：“不对同行评议负责，外包给了北京的公司”事实上，这样的批量撤稿对ACM来说并不陌生。几个月前，他们也曾处理过类似事件，并一次性撤稿26篇。ACM出版总监Scott Delman表示，他们收到匿名举报，在2018年召开的信息隐藏和信息处理会议（IHIP）论文集中，有一篇论文是由计算机生成的。Delman说，“我们责问会议组织者，‘同行评议怎么没发现这个问题？’”。而会议联合主席和项目联合主席声称，他们“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对该论文及其余论文的同行评议。”他表示，他们只负责场地和会务，而同行评议则由中国北京的一家公司负责。后来，ACM在北京找到了一位名为Lily Gao的会议组织者。她表示，这篇论文已通过同行评议。在ACM多次请求后，Gao给出了一份“所谓的”评议PDF。然而基于PDF的元数据显示，这些评议疑似伪造。究竟谁在为这次会议做同行评议？经过数月的调查发现，26篇会议论文的作者们都没有进行回应。最终，ACM做出结论：“无法相信同行评审过程的完整性”，被迫撤回会议上发表的所有论文。”Delman说，ACM还对“会议联合主席和项目联合主席进行了处罚，其中一些人声称不对会议同行评议过程中的问题负责。”02.“ACM作为出版商，不为其进行同行评议”Delman指出，这两次会议是ACM国际会议论文集系列的一部分，并不是ACM会议。协会仅作为出版商，出版会议论文集，“他们应该遵守我们的政策和标准，但我们不会为其进行同行评议。”据ACM官网介绍，自2002年成立以来，ACM已通过国际会议论文集计划（ICPS），在ACM 数字图书馆（DL）中发表了来自1350多个会议中的45000篇研究论文。ACM DL平均每月有来自195个国家/地区的超过400万独立用户，平均每月产生175万次下载量。据了解，ACM每年举办大约200场此类会议。“论文工厂似乎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漏洞。”Delman说。他还表示，ACM已将此类调查作为优先事项，甚至聘请了一家名为T&M USA的公司为其提供帮助。ACM还征求了一些学者的建议，他们能在寻找论文中的“扭曲短语”及“计算机生成论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学者建议ACM增加对同行评议报告的审查。03.网友不买账，质疑这是“付费发布计划”网友似乎对ACM的说法并不满意，有人提出对“ACM接到匿名举报后展开调查”的行为表示怀疑：@The Anonymous 网友表示，ACM关于剽窃、虚假陈述和伪造的举报政策中规定，“任何提交正式声明的个人……都必须表明自己的身份（即不考虑匿名报告）……”@Regert 则说，“虽然他们是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的成员，但这似乎与COPE指南（即编辑行为准则与实践指南）不一致。”还有人对ACM没有经过任何验证和同行评议就发布论文这一行为提出质疑，怀疑这是一个付费发布计划。参考资料1.https://retractionwatch.com/2022/04/20/more-than-300-at-once-publisher-retracts-entire-conference-proceedings/#more-1247262.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conhome/9534863/proceeding3.https://dl.acm.org/action/showFmPdf?doi=10.1145%2F34656314.https://retractionwatch.com/2022/02/23/publisher-retracts-350-papers-at-once/5.https://www.acm.org/publications/policies/plagiarism-overview6.https://twitter.com/lonnibesancon/status/1516657131986030594?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tweetembed%7Ctwterm%5E1516657131986030594%7Ctwgr%5E%7Ctwcon%5Es1_& ref_url=https%3A%2F%2Fretractionwatch.com%2F2022%2F04%2F20%2Fmore-than-300-at-once-publisher-retracts-entire-conference-proceedings%2F7.https://www.acm.org/publications/icps8.https://www.acm.org/conferences/about-conferences9.https://www.acm.org/conferences

全话题，再度引发关注。去年10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曾发生过实验室爆燃事故，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在那起事故的第二天，包括清华大学、哈工大、华中科大、华南理工等高校，针对实验室安全开展校内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而武汉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则召开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就实验室安全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在江苏、黑龙江、广东，教育主管部门也提出要求，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师生安全和社会稳定。部分实验人员和科研人员表示，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的部分原因，在于安全管理制度难以被完全执行和监管。要降低人身伤害风险，既要校方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也需广大科研人员时刻绷紧安全的弦。01.意外防不胜防？遭遇后影响难消“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总是很心痛，希望通过排查让大家都有所触动，更加注意安全。”武汉一所高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员表示，尽管谁都知道实验室安全的重要性，但依然避免不了“总查总有问题、整改力度不大”的现实。近年来，尽管高校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但实验室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并造成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已发生多起造成人员伤亡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其中，生化环材学科被认为是“重灾区”。“每次看到这种事故，都会和实验室的小伙伴分析原因，看看会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广州一所高校的实验员袁方表示，许多通报上都会写实验室发生了火情或者爆炸，但即使是同一座实验楼里的不同学科组，造成火情的原因也可能是千差万别。因此也很难用一种方法去排除所有的隐患。而在通报中更难见到的是，事故发生对当事学生造成的影响和后果。2016年，东华大学研二学生郭宏振在实验室指导两位研一新生进行氧化石墨烯制备实验。在示范如何向装有浓硫酸的锥形瓶内添加高锰酸钾时，突然发生爆炸。造成郭宏振双眼、面部严重受伤。事发时，三人均未佩戴护目镜，也没有在通风橱内拉下安全门，导师、安全管理人员等均不在实验室内。郭宏振认为，学校没有按照要求告知学生要佩戴护目镜等安全规定，并据此提出上诉。去年10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维持了学校需赔偿郭宏振162.9万余元的一审判决。而根据教育部2015年12月对全国26所部属高校实验室安全现场督查的问题汇总，隐患最多的仍然是涉及化学安全的问题，占比达到31.8%。“在国外，想做实验并不简单。用什么试剂、多少剂量，每次都要申请，并得到导师的批准。国内通常是随便用，腐蚀性的、氧化性的、酸的、碱的，摆在那里也不分类。”杨君说。今年刚刚博士毕业的杨君，曾在美国的一所高校进行交流。对比在国外实验室的经验，她表示当试剂保存、使用，实验操作规范性等都能按流程做时，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事故发生。但这样的结果是，“不按流程只需几分钟就能出结果，按规矩却要花几十分钟”。 02.不要侥幸：对安全制度抱有敬畏之心“制度落实到位，再讨论原因才更有意义。”袁方表示，许多高校的实验室制度已经足够完善，如果能真正执行到位，很多安全问题都可以避免。当大家把台账制度、准入制度、实验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的制度都执行好，实验室的安全底线自然会更高。“很多时候都是小操作不注意，造成了大后果。”杨君表示，往往是发生了严重的后果，才能看到通报。实际上有更多小的事故，被隐藏在“冰山之下”。此前，她的一名博士同学在倒实验试剂时，被飞溅的试剂落入眼睛，万幸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然而，水面下看不见的冰山仍然很大。“任何事故发生都有事故苗头和事故征兆，但许多事故并不会严重到被关注、被报道的程度，出现伤亡的也不多。”武汉一高校实验室管理员表示，在微博上搜索“实验室烘箱”，能看到许多用烘箱烤红薯的照片。“作为一条基本常识，实验室内不能有任何饮食行为，更别提用实验器皿制作食品了，但仍有很多人抱有侥幸心理。”他说。与此同时，杨君建议应加大实验室通风设施的投入。“在实验室条件上，国内许多实验室的重点在检测设备上。想要可靠的数据，更要有可靠的环境做基础”。对于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武汉一所高校环境学院教授表示，实验时一定要遵循“安全第一，实验第二，三不伤害”的原则。真正把要求落实到位，才能让实验室和做实验的人更安全。03.安全第一：落实安全生产 高校各有招数事实上，为了尽可能消除安全隐患，避免人员伤亡情况的出现，各高校也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经验。受限于科研条件等原因，各所高校所采取的措施各不相同，但在人员配置、设施建设以及日常检查等方面，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开展实验室安全夜查行动。为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开展了“突击夜查实验室”行动，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对夜间在用实验室进行随机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了各实验室内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与储存、危险废物的回收与暂存、钢瓶/气路与监测装置，以及过夜实验用电安全等。还查看了楼宇监控，观察学生实验操作，与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并提出整改要求。——设立直接对接院系的安全专业岗位。2019年底，清华大学增设15个安全专业岗位，安全专业岗下设的化学与气体安全、辐射与环境安全、生物安全与标准建设、机电安全等四个分组，安全专业岗直接对接责任院系，为院系实验室安全工作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与支持。通过不断完善安全管理组织体系，既加强各级安全管理队伍及责任体系建设，又根据工作实际突破岗位分工，在时间、空间、信息等维度实现实验室安全管理全覆盖。——开展实验室安全月系列活动。近年来，许多高校通过举办实验安全教育月系列活动，普及相关知识，促进师生养成良好的实验规范习惯。在华中科大，每年的实验室安全文化月系列活动，都包括安全讲座暨演练、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实验室安全沙龙等，营造主动型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知识普及，华东师大去年首次组织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通过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加大安全教育力度。

一个老顽童。在他退休的20多年时间里，动物所老老少少都已经习惯了这位与人为善的同事——冯祚建先生。冯祚建丨图源：动物所冯祚建是我国著名的兽类分类学家、动物所研究员，直到今年3月20日突然离世前的一个月，85岁的他还满怀热情地在标本馆工作。这是一个把分类学融进自己血液里的人。可他终其一生的付出，仍敌不过传承的断档。01.在青藏高原“玩命”20世纪60年代，初上青藏高原，冯祚建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此后，他平均每隔一年去一次，主要都在青藏高原，前后正好30年。在一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期间，冯祚建担任动物组的小组长。“综合考察的学科门类多，每个研究类群的人数都是严格限制的，做兽类研究的确只有冯先生一人。” 冯祚建的学生、动物所研究员杨奇森说。标本是动物考察最直接的凭据，冯祚建的主要科考任务就是采集标本。当时，大型哺乳动物种类比较清晰，而那些小型动物则较少被关注，且种类繁多，因此，他采集标本的对象也就成了那些不起眼的小型动物，比如兔子、老鼠之类。在高原上的每一天，冯祚建都是早出晚归，傍晚背上几十斤重的鼠夹并将其放置于野外，第二天一大早，趁气温升高之前再把猎获物全部收回来，否则温度过高，动物尸体就会腐坏，还可能被早起的猛禽叼走。等收完所有夹子回到营地，基本已是中午。这时别的队员可以小憩一会儿，可对冯祚建而言，更为繁重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运气好时，冯祚建每天能采集近30个个体，而他必须在当天把它们制作成标本。这个过程极为繁琐，首先要将老鼠放在塑料袋里，喷洒少许乙醚把老鼠身上的跳蚤等寄生虫处理干净。由于青藏高原是自然疫源地，按防疫要求都需要提前注射疫苗，但野外保障条件十分有限，打不了疫苗就很容易感染疫病，但为了在有限时间里获得珍贵的标本，冯祚建根本顾不上个人安危。动物尸体经过预处理之后，就要进行测量和记录。紧接着，将它们剥皮，除保留头骨外，把一切容易腐烂的组织去除掉，并对皮张进行防腐处理，用棉花进行填充，并把做好的标本固定在纸板或木板上整形，最后晾干。这样才算完成一个标本制作的全过程。即便熟练如冯祚建这样的“老手”，制作一个标本也需要花上20多分钟。“我坐着一个矮矮的小板凳，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晚上点着蜡烛干。” 冯祚建曾在口述历史时回忆道，“搞标本腰很酸、很累。”让冯祚建“心塞”的是，辛苦一天的他有时还会遭到队友的“嫌弃”。由于动物剥制的过程会产生浓重的味道，他差点因此找不到“室友”。后来，还是同样要经常处理标本、互不“嫌弃”的陈宜瑜先生选择了和他住同一个帐篷。不过，冯祚建的帐篷也有“吃香”的时候。有时，他制作完大动物标本，留下的动物肉还能给大伙补点“油水”，这也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很难想象，生长在南方沿海地区的冯祚建最爱的食物除了海鲜还有肥肠。“冯老师每次请吃饭，都要点两份肥肠，没那味的还不吃。”动物所副所长、研究员乔格侠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青藏科考期间，队员们吃肉时舍不得把动物内脏扔了，“冰水里涮一涮就煮了吃，习惯了”。当年青藏科考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老青藏”们翻山、涉水，途中的惊心动魄是家常便饭。用冯祚建的俏皮话来说，科考就是“几个玩命的司机和一群不怕死的乘客”。尽管如此，冯祚建依然不惜一切代价，一次又一次深入那里。1988年前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出国热。“阿冯，我过几天去英国了！”“老冯，我准备去美国。”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当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位从事小型动物分类的科学家看了冯祚建写的文章，大为赞赏。他主动向冯祚建伸出橄榄枝，盛情邀请他到美国工作一年。可此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孙鸿烈正在组织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的科学考察，对于这片区域，冯祚建还没有涉足。“冯先生已经把半辈子的心血都耗在了青藏高原上，为的就是能够尽可能全面地认识这个地方，喀喇昆仑山—昆仑山正是他非常想要弥补的又一块空白。” 杨奇森说，“和去美国相比，他实在舍不得这么一个全面认知青藏高原物种的机会。”冯祚建觉得自己必须为国效力，如果同行不是看到了他的文章也不可能无缘无故邀请他访学。所以，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冯先生常跟我们说，现在我们国家穷，别人出钱请你也是把你当三等公民看，每天吃个饭都去排队等人家发餐券，我宁愿在自己家喝粥，做我自己的事。”这些话深深印刻在了杨奇森的心里。直至退休，冯祚建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学术生涯奉献给了青藏高原，对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动物地理分布格局演变及动物资源利用和保护生物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共鉴定了约230种兽类，这也为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以及青藏高原国家重大工程如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建设中涉及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与技术路线制定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02.像父亲一样的导师20世纪90年代以后，年过五旬的冯祚建开始减少野外科考的时间，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培养后辈上。杨奇森在成为冯祚建的博士生前，已经在原中科院西北高原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常在青海一带开展野外研究。因此，杨奇森是带着明确的问题进一步攻读学位的。在他看来，导师冯祚建更像是一位工作上的大前辈，有问必答，倾囊相授，但绝不干预他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学生们可以尽情地思考，提出自己的想法。冯祚建对学生很无私。1993年，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和工会专门组织了一次去英国的考察。院里和课题组各出一部分经费，所里把这个机会给了他。尽管此时冯祚建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但他依然选择了放弃。“这两年经费紧张，去十来天就要花两万多元，够一个学生做两年野外了，不值得。”而杨奇森就是受益者之一。“冯先生是导师，从另一个角度说更像一个老父亲。”读博期间，杨奇森拖家带口来到北京，家里条件并不好。自己也不富裕的冯祚建总是时不常地补贴杨奇森一家人的生活。“他知道我孩子还小，有时买两条鱼，有时买份白斩鸡，悄悄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直到80多岁高龄，冯祚建还会瞒着杨奇森，带着他组里的学生外出“打牙祭”。杨奇森后知后觉，才知老先生早已经和隔了辈的学生们打成了一片。冯祚建对年轻学生甚至是他们的下一代的关爱，也许源自一个家庭情结。1975年2月海城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在防震抗震，人心惶惶。3月，冯祚建接到西藏科考的通知，此时，他的小儿子才刚满3个月，但他并没有为了家庭而选择留守北京。而他的妻子也非常支持“科考成瘾”的他，把尚未断奶的儿子带到了湖北亲戚家。冯祚建只将他们母子送上火车便去往西藏。多少年来，冯祚建夫妇寄养孩子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大人“西藏—北京”之间来回，孩子就在“北京—亲戚家”之间往返。时间长了，年幼的孩子既不认识爸爸，也不认识妈妈，干脆把舅母称为“广州妈妈”。年轻时事业和家庭无法两全，上了年纪的冯祚建总想着尽己所能关照他身边的年轻人。03.未了的心愿20世纪90年代，分类学人才断档现象凸显，这门传统的学科开始走向没落。当时的动物所也遇到了这样的困境。能做脊椎动物分类学研究的人才出国了，年轻一代无法独当一面，面临退休的冯祚建根本离不开他的工作岗位。“老先生二话不说，退休后依然鼎力撑起了动物所标本馆兽类标本鉴定的工作。”这令当时刚开始负责标本馆管理工作的乔格侠感激不已。他就像正式在岗人员一样，每天坐着公交按时上下班。日常标本鉴定、野外标本鉴定、海关查获物种的鉴定，来者不拒。特别是海关查货的物种常常只有动物骨骼，没有皮张，鉴定工作非常复杂，需要丰富的经验。“冯先生就像人肉X光机一样，这本事谁也替代不了。” 单凭这一点，就让乔格侠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时候，科研人员一次野外考察带回几百件标本，整整铺了一地，味道特别大，一般科研人都没法长时间待在标本馆，冯先生却可以一直坚守岗位。” 乔格侠感叹道。如今，标本馆的管理员已经换了三四拨，动物所的年轻学生来了又走，但他们的分类学训练都离不开冯祚建的帮助。也正因如此，动物所从老到少，几乎无人不识这个与人为善、温和得像藏羚羊一样的冯祚建。分类学工作就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积累中体现它的价值，有了这一基础，资源普查、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甚至是微观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才能有更好的支撑。“可惜的是，这项平凡却伟大的工作，很少被人重视。” 乔格侠很遗憾，冯祚建的离开给标本馆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2007年，冯祚建和动物所其他12位平均年龄72岁的老科学家接下了一项高难度的工程——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在几千年中国古代大地上有多少动物物种曾与我们祖先同在？中国古代动物学缘起哪朝哪代？又为现代动物学奠定了怎样的基础？为了探究这些问题，老先生们需要在中国有文字以来至1911年间浩瀚的古代文献中捕捉动物信息，将寻觅到的动物踪迹进行鉴定和考证，并把它们一一对应到现代动物分类系统中进行整理。此后整整9年时间里，他们共收集整理了古代文献资料近4000卷（册），从中考证、厘定了古代动物1界16门50纲206目622科1500多种，在此基础上，编纂了古代动物命名和分类体系、动物形态、动物解剖、动物生殖、动物生态、动物遗传、动物进化、动物物候、动物地理、动物狩猎与保护、动物为害与防治及古代动物学人物传记，共完成逾900万字的编纂任务。这支年逾古稀的编纂队伍中大多数人年老体弱，却凭着一股信念坚持。当年，冯祚建回忆7位先生尚未完成这项任务带着遗憾和不舍离世，禁不住潸然泪下。然而，2022年3月20日离世的冯祚建何尝不是心愿未了？20多年前，由他负责的《中国动物志》兽类部分的其中两卷至今尚未出版。退休后，已经过了课题申请年龄的冯祚建本不必担起这项重任，无奈人才凋零，不得不“上”。就在编研过程中，他还因为一次出差突发大面积心梗，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才有所好转。“这是一个把分类学融进自己血液里的人。”乔格侠坦言，“可老先生终其一生的付出，敌不过传承的断档。”乔格侠、杨格森等一线科研人员和已经为数不多的老一辈分类学家仍在努力呼吁，给这门拥有深厚传统且重要的基础学科一个存在和成长的空间。

胆碱可以让多巴胺神经元的轴突末端直接产生动作电位，刺激多巴胺的同步释放，同时实现对运动的精细调控。”作为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的哈佛大学博士后刘长亮说。目前，刘长亮已加盟西湖大学，将在回国之后组建团队，继续对脑内多巴胺与乙酰胆碱系统的相关领域展开深入研究。01.多巴胺！多巴胺！人们对“多巴胺”这个名词耳熟能详，还给它取了“快乐递质”“爱情递质”等昵称。“大多数人对多巴胺的理解，就是能让人产生快乐和兴奋的物质。”刘长亮说，“但事实上它作为一种神经递质，能参与大脑活动的许多方面，与多种神经精神疾病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尽管多巴胺可以说是一种“明星物质”，但科学家对它的认识，特别是信号传导机制层面的研究，依旧相当匮乏。2005年，还是本科生的刘长亮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实习。有一天，他在师兄做实验的示波器上，看到一个漂亮的波浪状信号。驻足询问之下，他才知道这就是多巴胺神经元在放电。“这不是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动作电位吗？原来真的存在！”兴奋之下，他主动和师兄搭起话来，从多巴胺聊到动作电位，再聊到电生理……用他自己的话讲：“当时真是走不动道儿了！”2007年，刘长亮正式考上了上海药物所的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神经药理学家金国章院士和镇学初教授。当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药物成瘾的神经网络可塑性、神经元树突振荡的离子通道基础。“当时的工具和研究手段都比较有限，数据收集能力也不足。这就好比我只看到几个像素，但却试图去描述整幅画的内容。虽然可以讲出很多故事，但由于自由度太大，很难证实或证伪，所以就很希望做些理论体系比较完备的研究。” 刘长亮说。这个梦想后来实现了。2013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医学院Pascal Kaeser教授的实验室做博士后，主要研究突触传递的生物物理和分子机制。而Kaeser的导师，正是以研究突触传递闻名的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Thomas C. Südhof。“突触传递是神经元的基本交流方式，该过程的基础理论和实验证据都非常扎实可靠，很符合我的研究喜好，但我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多巴胺系统更有意思。”他说。2015年，虽然Kaeser实验室对多巴胺的研究基础为零，刘长亮还是毅然开始了该领域的拓荒。“当时，虽然大家对于多巴胺的功能和重要性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认识，但对于其在末梢的释放和调控机制却只是照搬了经典突触理论，没有实际证据。而偏偏多巴胺的末梢又与经典突触完全不同，套用的结果就是很多推论与事实不符。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多巴胺的信号传导理论。”由于没有工作基础，头两年主要是在开发和制造相关的工具：转基因动物的培育，检测手段的开发，超分辨显微镜的搭建，数据分析软件的撰写，理论的推导……“千头万绪，全部要从头做起，也走了很多弯路，不过因为喜欢，倒也就没觉得痛苦。”如今，刘长亮已经决定加盟西湖大学。他希望组建团队进一步深入研究脑内多巴胺和乙酰胆碱系统的工作原理与相关疾病，把自己跟多巴胺的“缘分”续写下去。02.“最顺利”的投稿在哈佛，刘长亮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身份至少发表了3篇关于多巴胺信号传导的重要论文。2018年的 Cell 论文，首次描述了多巴胺释放在亚细胞水平的时空特征。这篇论文被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评为研究亮点。2021年的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论文，提出了全新的多巴胺信号传导模型。这个观点引起了同行的广泛关注，斯坦福大学著名神经科学家Andrew Huberman教授在其Huberman Lab Podcast （全美科学教育领域排行第一的播客）中大量引用了该文内容，并积极评价了文中观点。2022年，就是最近的这篇 Science 论文，阐明了纹状体乙酰胆碱神经元诱发末梢多巴胺释放的机制。审稿人评价道：“这种现象可能会颠覆整个研究路线”“这篇论文有大量优质原始数据，任何研究多巴胺、纹状体或相关疾病病理的人都会感兴趣的。”“我们这次审稿出乎意料的顺利！”说起这次 Science 论文的发表，刘长亮深感庆幸。通常来讲，这种跟经典理论有冲突的论文，在发表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阻碍。但这一次，基本上第一轮审稿结束后，他们的论文就被接收了——中间大概只经历了3个月。“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简单的。”刘长亮说。他认为，成功经验在于“做好证据链”。在论文投稿之前，他们请教了同领域里的一众大咖，收集了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根据这些反馈，他提前做足了工作。第一阶段的研究完成后，他们和合作者已经记录到多巴胺神经元轴突末梢产生的动作电位，但他决定在电生理学的基础之上，测试这种调控方式的功能。2020年3月，恰逢波士顿因新冠疫情封城。刘长亮闲着也是闲着，干脆试着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分析小鼠行为，最终发现多巴胺的释放和小鼠的移动方向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扎实的证据链和完整的故事，为后续的投稿流程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03.看中西湖大学的“少年感”2022年是刘长亮人生的又一个转折，他把自己人生的下一站选在了西湖大学。“西湖大学正在创造历史，我不想错过。”他说。2015年，在施一公、陈十一、饶毅、潘建伟、钱颖一、张辉和王坚等7位科学家、企业家的倡议下，西湖大学开始筹办。作为一所民办高校，西湖大学是在广泛的质疑和巨大的期待中成长起来的。在参加完西湖大学的面试后的一周左右，刘长亮就收到了offer。与此同时，他向已经在西湖大学就职的科学家朋友们做了一番了解，“所有人给我的反馈都非常积极！”刘长亮用“少年感”来形容自己选择西湖大学的最终原因：“学校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这里可以做最想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像刘长亮这样被西湖大学吸引的海外博后并不少。今年，仅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就有至少3名博后选择了西湖大学。刘长亮希望今年秋天能够携全家回国。“我正在为此攒钱。”他开玩笑说，“现在从美国回中国只能选择直飞，机票价格不菲，而且很难买到，我们一家四口，大概要攒出一辆宝马车才能回来。”“你的家人支持你回来吗？”面对这个问题，刘长亮轻松地一笑：“我的家人一直很支持我。我在哈佛做了近10年博后，是我太太为家庭解决了经济问题，而且从未因为我的收入比她低就‘歧视’我。”刘长亮的太太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数理统计专业，在美国从事医药临床方面的数据统计工作。对于放下这份事业回国，她也表现出很大的自信——“对于优秀的人才而言，如今国内的岗位和机会早已不是问题了。”10年前，刘长亮来到哈佛大学医学院时，导师Kaeser的实验室刚刚开张，实验室空空如也，连仪器设备都还没有开箱。他是同导师一起，打扫实验室、安装仪器设备，白手起家把实验室建立起来的。如今，他自己也即将成为一名新导师。好在西湖大学有太多的“新导师”，学校很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了详尽的“新PI入职指南”。未来，除了继续探索多巴胺领域外，刘长亮还打算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人才上：“我觉得年轻人是肯定会创造历史的，如果将来我的学生能有世界级的发现，那对我来说将是最自豪的事情。” 相关论文：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n0532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8.01.008https://doi.org/10.1038/s41583-021-00455-7

，随后通过了该校特聘副教授的公示。26岁的张志维，在5年硕博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10多篇SCI论文，其中9篇发表于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期刊。“这几年学校的人才聘任要求水涨船高，博士一毕业就成为特聘副教授，确实不容易。”在杭电辅导员申东升眼里，学生张志维可谓“出道即巅峰”。张志维却比谁都清楚，自己是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才能够登上巅峰。01.论文源自应用关于论文数量，张志维在采访中特意嘱咐《中国科学报》记者：“不要提论文的具体数字。”他的顾虑也是有原因的。“这么多论文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呢？有几篇文章能真正落地实现技术转移呢？”曾有学术同行提出这样的质疑。张志维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微波/毫米波，与5G/6G通讯密切相关。“我主要做微波毫米波功率放大器芯片，就是俗称的集成电路，研究本身偏工程应用。”张志维说，“在我的研究领域，一般是先提出一个想法，然后通过仿真、实验、产品、测试，最后的呈现就是论文。这样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建立在成熟产品之上，不存在闭门造车写论文的情况。”2020年9月，张志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前往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访学。期间，他在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Vincent Fusco教授指导下开展研究，合作发表了5篇SCI论文。Vincent Fusco评价张志维在微波毫米波功放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混合EFJ功率放大器，首次提出了阻抗频率调制的概念，这些在通信产品上都可以得以应用。”张志维围绕应用补充介绍道，“我们研发的芯片提供给中电科，助力其实现公里级毫米波高速通信。”为什么能发表这么多篇贴近应用的论文？张志维称自己一直关注微波毫米波功放领域的风吹草动。“每天早上我都要浏览相关的论文，看到标题大体就能猜到文章写的是什么。这种状态我一直保持着，乐在其中，因为可以促使我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并开展相关研究。”02.拒绝年薪60万的offer张志维的导师、杭电新型半导体器件与电路团队负责人程知群教授告诉《中国科学报》，张志维发论文和做芯片产品研发都很出色，主要得益于他很专注，而且有自己的想法。他解释道，5G/6G通信功率放大器芯片，是卡脖子难题，需要解决的性能包括效率、线性度、带宽等，张志维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很扎实，还很敏锐，既能提出解决办法，又能付诸实施。“他的研究在学术和工程上都具有前沿性，发高质量论文和做出能应用的芯片产品，也就水到渠成。”“前些年做集成电路很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大多会转行，这几年国家致力解决集成电路卡脖子难题，现在的毕业生很抢手。”程知群很看好自己的学生，相信他未来在科研和产业化都会有很好成绩。在学校公示前，张志维就已经拿到某大厂起薪超过60万的offer，但他最后的决定是，继续留在实验室从事毫米波芯片研究。对此，张志维说：“年轻人需要‘卷’一点，9年校园生活让我养成了良好的时间管理和执行能力，也让我见证了学校集成电路学科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方向，未来需要更多的科研力量才可以产出更多的科研成果。”03.有造“芯”情结张志维直言：“博士一毕业就被聘为副教授，基本跨过了青椒困惑期，是母校对于自己多年专注造芯的认可。我们做集成电路研究，不论是去企业，还是留在高校，都很有搞头。”据了解，2013年杭电获得电子科学与技术的博士点；2021年底杭电又拿到了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的博士点。杭电的造“芯”历史，源远流长。我国第一只晶体管的研制、固态存储控制中国芯、我国5G通信自主毫米波E波段芯片的研发，都有杭电人的身影。“张志维留校参加到杭电‘造芯人’行列，他有这份情怀，我很开心。”程知群说。“杭电让我有造‘芯’情结。”张志维希望能用自己所学，为杭电集成电路学科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并在未来像自己遇到的许多好老师那样，心怀育人情怀，培养更多集成电路人才。“无论是硕博连读（期间）还是现在，从事集成电路研究的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收获都很不错，将来我们还将深耕原始创新，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芯，对我来说，这才是最理想的人生境界。”张志维说。参考链接：http://renshi.hdu.edu.cn/2022/0413/c2934a153277/page.htmhttp://renshi.hdu.edu.cn/2022/0314/c2933a152129/page.htm

”博士的差别所在我没法给出一个高度的概括，因为每个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都有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每个人的与众不同我们无法一一概括，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出那些助力你成为“好”博士的黄金成长法则。01.让自我学习、独立思考成为习惯在读博过程中，自我学习和独立思考永远比“让我学习”和“帮我思考”重要。自我学习是成为“好”博士的重要品质，尤其是在你自己的科研领域，一般来说你所研究的一些问题你导师也不一定弄清楚细节，很多时候都是要自己去自学。养成自我学习和独立思考的习惯，比如自己去掌握搜索查找有效资料的方法，找到符合自己背景的文献书籍，尽快有效理解研究中的技术和难点等，具不具备自我学习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会对之后的研究道路产生巨大影响。02.专注力会让你的科研更有效率读博怕的不是你不去求知，而是你懒散的求知，没有专注力的研究过程会让你的研究拖拖沓沓、效率低下，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错误率。笔者身边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有人想一个问题想到关键的地方根本停不下来，可以不吃不喝不睡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很多文学作品里都有描写科学家思考问题走路不看撞电线杆的，专注下来拿馒头蘸墨水吃的，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张，这是非常真实的。03.钻研力是深入科研的必备素养读博需要深入思考的能力，学一个东西或者想一个问题，从来都不是浅尝辄止，一定要想着把它学通，本质参透。博士生与本科生和硕士生最本质的区别是在研究中要参透事物的本质，深挖更深处的知识，这个深挖最深处的知识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读博是需要你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需要你具备钻研力的素养，只有你深入钻研，才能在知识的海洋中看到最美的风景，体现在科研上就是成果更优秀。04.没有执行的目标只能是空想没有执行，一切都是空谈。当老师问最近科研进展或遇到实验难题时，“差”博士大多套路是：我读了几篇论文，我觉得有以下几项难点，预期后面解决。基本目标就是熬过这次汇报，不被老师怼就算成功，而预期后面解决的难点最终也不了了之，毫无执行力可言，只是一种被动的科研。“好”博士却不一样，他们在汇报时会将文献中的解决方法进行详细讲述并分析可行性。更优秀的博士生会动手去尝试，看看到底难点在哪儿？读博怕的不是你没有目标，怕的而是你有目标不去执行，有了目标就坚决去执行，将目标变为现实。05.抵抗孤独是读博的必修课抵抗孤独看似很抽象，其实读博的孤独既指的是你要独立去做自己的课题，不要指望身边人会在关键的时刻帮你去解决你的瓶颈问题，也指的是你花费了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实验或者努力最终证明是错误的，面对这种挫败感你无处可说，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和消解，还指的是别人（尤其是家人）对你的不理解。读博需要你付出100%的努力，占据你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你可能没有时间谈男女朋友，可能没有时间去娱乐消遣，这种孤独需要你默默去承受。06.一口气吃不成胖子，循序渐进中提高自己谁刚写的论文都不一定是好的，和学位没有关系，之所以后来每个人投稿的期刊质量不同，只是因为每个学位的人根据自己的学位要求和期刊要求把那些不好的论文改成了看起来人模人样的论文。所以论文是改出来的，不是你刚写完就多牛逼，一口气吃不成胖子，不要太过功利或者急于求成，科研我们唯有在循序渐进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提高自己。07.多和导师沟通，获得更多帮助我见过导师水平高，学生5年才博士毕业的，也见过导师水平差，学生3年就毕业的，我也见过一个实验室里同时存在3年毕业和7年毕业的博士，当然这里肯定有特殊情况，比如学生是在职的或者生病了或者回家生孩子去了，但很多时候与自己和导师的关系有关。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说导师的科研水平决定了你的科研水平，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导师科研水平再高你们之间没有交流和沟通，导师并不能给你切切实实的指导也是无济于事，即使你导师科研水平一般，但是你们经常交流和沟通，这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成长和相互督促的过程。导师之所以能成为导师，其总有一些特长和关系网络，你与导师多沟通交流，在现在的科研中、生活中以及未来的就业中都会获得导师更多的帮助。因此读博中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导师，要与导师保持密切沟通和友好的关系。08.读博也有情感和生活需求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赚钱或者提升生活质量。但学习知识的过程并非是要你两眼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博的过程也是要平衡好科研和生活的关系，博士生也是有情感和生活需求的，其实大家不要过分苛刻和附加太多“道德”压力。 09.在心态上与自己和解对于大多数博士来说，读博的过程往往都是一个持续自我否定的过程。每当面对一个模型自己无法解释时，再看看别人论文里神乎其神的方程式，脑袋里总会质疑：我的智商是不是支撑不了读博？每当提炼不出“创新点”，再看看别人论文里一个烂大街的领域却独辟蹊径确立了一个新的维度或指标，最常冒出的念头就是：我是不是并不适合搞科研？每当遇到科研的挫折时自我折磨、自我伤害、抑郁寡欢，心态崩了，失眠、焦虑、脱发。10.身体永远是最重要的这种情绪上的过分波动都会影响工作效率。所以早点让自己认清自己，跟自己达成和解的时候，一切不如意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当然，平和的心态也是在一次次的悲伤和快乐中练就的。身体是本钱，只有身体好了，读博或科研才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哪怕每天运动10分钟，睡够6-8小时，也能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正向变化。不然就跟我一样，正值当打之年，却腰突、腰直、颈直、颈突的，非常影响科研。骨质病变都是经年累月的劳损积累，且不可逆的，所以对于长期低头弯腰做实验、看论文的你来说，每天坚持运动吧。助力你成为“好”博士的因素可能在于导师、师门关系、研究课题等，但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当你面对外界的不公或者不如意时不要过多地去抱怨，因为这无济于事，只会增加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自身出发，找到自身的问题，从多个方面提升自己，比如这10条成长法则，希望对你有用。

的时间是晚上6点后，一做就到12点、凌晨1点多，还有就是周末和节假日。”在陈云霁看来，这样的工作强度很正常，“我们搞科研的，大部分人都差不多，并不是我特殊。这既是个人兴趣所在，也是我们作为科研人员的责任。”还未到不惑之年的陈云霁，已经是芯片研究领域的一名“老兵”。自2002年以来，他一直工作在国产芯片研制第一线——陈云霁曾是“龙芯”团队最年轻的科研人员，是我国首款多核高性能通用处理器“龙芯3号”的主要架构师之一，还是国际首个深度学习处理芯片“寒武纪”的主要研究者，相关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领导团队在深度学习处理芯片方面的突破被广泛跟踪和引用，国际学术期刊曾刊文评价陈云霁为深度学习处理器的“先驱”和“公认的引领者”。如今，除了自己的科研，作为研究所副所长，他还分管研究所芯片研发的整体工作，特别是芯片设计的共性关键技术。或许有人将陈云霁的成就归功于天赋——在父母的影响和培养下，他从小就是大家口中的“神童”，因为经常在数学竞赛中获奖，他9岁直接入读初中，之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再到中科院读博、做研究，29岁就评上了研究员，可谓一路畅通。但陈云霁自己知道，从“天赋型选手”成长为科研尖兵，他付出了多少辛苦。在研究“龙芯”芯片的时候，“一周回一次家，洗个澡换身衣服”是常事。在开始深度学习处理芯片研究时，这个领域还没有进入主流科研的视野，“我那时候经常是白天研究主流的CPU，晚上再做这方面的科研”。至于退稿，那更是家常便饭——“我每一篇发表的文章背后，都有5篇退稿”。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兴趣。陈云霁说：“每次攻克一个难关，都好像获得奖赏一般。科研不仅是一份工作，而且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兴趣，我愿意为此燃烧自己的生命。”能坚持下来，更是因为使命感。“大学期间，同学之间从不关注物质生活，大家讨论的、佩服的都是谁科研做得好，特别推崇那些能做出优秀科研成果的学者，这给我人格塑造带来了很大影响。”陈云霁说，“进一步坚定科学理想和信念是在进入中科院计算所后。这里是我国最早从事计算科学研究的国立科研机构，我国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就诞生于此。能进入计算所读书、工作，不好好从事计算研究，我都觉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前辈们。”“我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让机器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帮助人类、服务人类。这个目标或许在我有生之年都不能实现，但它值得我们前赴后继。而在这场和国际同行的竞技中，我希望我们能达成更多原始创新。”陈云霁说，“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方向，并把它作为我长期的追求，因此我的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本报记者 齐 芳）

“佛系”、“摸鱼”、“躺平”等统称为一种“丧文化”，这种“丧文化”正在充斥着读博圈。在读博的日子里，笔者曾看到有些人虽然学术优秀，但是因为和导师不和而被拖延毕业；有些人被导师push地太重，从而叛逆科研；有些人的导师太过“佛系”，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指导而不满；有些人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者在对比中产生自我怀疑，而对学术放任自流；有些人因为论文写不出或发不了而一次次被迫延毕，因此而选择“佛系”、“摸鱼”、“躺平”、“摆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烦恼，有人觉得被逼得太紧，有人觉得实在没指导；有人觉得和导师发几篇小论文找不到工作，也有人花几年冲大论文无果后后悔没有做简单课题；有些人选择了年轻导师觉得关系难以相处，也有人选择了大牛导师后整天见不到导师而懊悔，感觉自己读了个“假研究生”……在读博过程中走一些弯路或者经历一些烦恼，各种不如意而选择“丧式科研”或“丧式读博”，其实每个人的科研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苦楚。我们要拒绝“丧文化”，关键做到这八要，四不要。· 壹 ·拒绝“丧式科研”、“丧式读博”：八要01. 要以毕业为前提毕业最重要，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一定要在博士入学时就把毕业要求搞清楚。尤其是直博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直接读博士比普博快，可以先玩两年，时间很快就会打你的脸。年轻就是资本，毕业还是快点好。02. 要早点规划自己的未来都是奔30的人了，不要以为自己在学校还只是个学生，岁数不小了，要早点规划自己的将来。毕业后到底想要做什么，高校、政府、国企、研究所、大厂？早做规划，每条路子的读博方式是不同的。有明确目的的读博，才会更加有劲。不要整天浑浑噩噩，没有任何规划，更谈不上理想。生活是公平的，你现在不着急，将来要毕业了才发现去这里论文不够，去那里又没学过相关课程。03.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导师。导师没有绝对好坏（除了极个别变态），只有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所谓适合自己的导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己对导师的个人喜好，如果说一看上去你就不喜欢这个导师尽量不要选，选导师也是看眼缘的；二是要选人品好的导师，人品不好的导师，一定不要选，无论他是杰青还是院士，人品不好，就不要抱侥幸心理，否则，会很痛苦；三是导师的研究方向要是自己感兴趣的，在选择导师时要尽可能选择与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一致的导师，这样可以更顺利开展研究；四是要选在培养方式上适合自己的，比如push型导师或者放养型导师，看看自己适合哪一款。04. 要和导师维持健康关系和导师维持健康积极的关系才能确保按时毕业。得罪谁一定不要得罪导师，因为导师在你毕业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也会有很多不良的导师因为师生关系不融洽而故意拖着学生不让毕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和导师维持健康的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多主动和导师交流，导师也希望得到及时的反馈，证明他的idea是否有误。不沟通，间接耽误自己和导师的时间。05. 要多阅读、多写作和多发表阅读是写作的基础，阅读是读博生涯的必须工作，只有通过阅读才能积累大量的理论知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阅读为基础，阅读经典文献、高质量期刊文献以及最新的研究文献。其次就是多写作，写作是判断你读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对于你以后找工作，论文成果至关重要。成果最终的体现为发表，发表高质量期刊的论文难度是比较大的，因此可以多寻求与导师或者其他学者的合作。06. 要靠自己开展研究读博靠自己，不要期待老师给你多少指导，尤其是在国内，没准你的老师还想着你带他发几篇论文呢。如果导师能带领你做研究最好，这样你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科研可能会更顺利一些，但是也不要放弃自己独立开展科研的机会和能力，尤其是当你博士毕业了可以更好地在学术上独立。如果导师不能带领你做研究也不要伤心难过，因为这再正常不过了，很多时候导师可能还不如你懂得多，有些导师可能会不懂装懂瞎指挥这样会浪费你很多时间，没有导师的指导你可以更好地培养自己独立科研的能力。07. 要多和外界交流沟通博士需要多培养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应该懂得如何把自己的工作介绍给圈外人。借此机会可以多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在学术会议上扩大自己的人脉圈。08. 要锻炼自己的身体无论你读博再忙也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有很多因为废寝忘食地读博而把身体搞垮的，不要为了读博而以消耗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贰 ·拒绝“丧式科研”、“丧式读博”：四不要01. 不要怕麻烦导师这点对于导师是领域大牛的PhD尤其重要，每个导师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你不争取自然会给更努力争取的人，不要怕麻烦到时，多去和导师讨论问题，多去寻求导师的帮助，帮你的次数多了你就成他的嫡系了。02. 不要向任何同行抱怨你的导师在竞争激烈的学术圈, 你所说的任何一句关于他们的非正面的话, 最终都会以添油加醋的形式传到他们那里，这样对你以后的毕业和发展极为不利，除非原则性问题，不要和其他人有过多的抱怨自己的导师。图片03. 不要对比和攀比每个人的科研能力不同，每个人的科研计划不同，每个人的职业规划不同，每个人的研究项目不同，每个人的研究进展也就不同，在各种不同情况的对比下是没有意义和可比性的。关键是要做好自己，不要羡慕那些结婚生子的，不要羡慕那些工作挣钱的，不要羡慕那些有个好导师的，其实你也有很多别人所羡慕的，你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规划和计划去执行就好了。不要盲目对比，在对比中会使你逐渐丧失自信和自我优势。04. 不要以独创性的研究为追求创新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创新的方式分为很多种，比如研究方法的创新或者研究过程的创新等。但是不要以开创性的或者弥补某个空白的创新性研究为追求，因为这样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结语不痛苦的读博历程是不完美的，读博有时让你看不清道路，失去方向感，每迈出的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读博有时也会让你收获很多喜悦以及满满的成就感，真可谓有喜有忧。不论你经历怎样的挫折都需要坚持下去，不要“丧式科研”或“丧式读博”去浪费青春，因为这只会加剧你的负罪感和内疚感。

任Gabrielle Gannon签署了这封决定书。校方同时会对学生预缴的学费进行全额退还。网传撤销录取的通知邮件此前有自媒体称，该生在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offer后，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了针对美国人的颇为激烈的言论。对此，《中国科学报》从多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网传信息存在不实之处。4月12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地铁站发生枪击案，至少有29名伤者，其中有不少是华裔乘客与华裔学生。针对这一事件，该生并非在朋友圈“口嗨”，而是在中国留学生的新生群里发表了涉事言论。具体用语也与网传不同，暴力言辞主要针对“歧视亚裔”的人群。随后，该言论被群成员直接举报给了校方。《中国科学报》联系通知书中的招生办主任Gannon采访。哥大媒体关系办公室主任Robert Hornsby代表学校，表示拒绝评论这件事。“这种情况在国外很常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同时他指出，随着国际局势和舆论环境的变化，近年来西方社会对历史事件、现实问题、国际热点等问题尤为敏感，学生因发表言论而受到处分的“阈值”也在降低。以下是主要访谈内容：《中国科学报》：国外高校撤销录取通知书，这种情况常见吗？郭英剑：这种情况在国外很常见。如果你登陆国外高校的官方网站，在与招生有关的各项政策中，一般都会把撤销录取（Rescinding Admissions）放在其中。换句话说，这都是昭告天下的政策。这既是高校所拥有的一种权力，也是高校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保留的一种权利。这些政策也有助于堵住高考和研究生申请制度的漏洞。哥伦比亚大学官方网站上关于撤销录取的解释从哥伦比亚大学的“答学生问”中可以看到，这所高校明确指出以下几种情况，学校是有权撤回录取通知的：学生成绩明显下降或未能毕业；学生在申请过程中没有如实陈述自己的情况；学生在入学前的行为表明他严重缺乏判断力或正直的品性。网传案例显然就是触及了其中最后一条。《中国科学报》：为了防止“竹篮打水一场空”，已经拿到国外名校offer的学生，有哪些需要格外注意的雷区？郭英剑：事实上，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回答已经点出了国外高校撤回录取的几种最典型的情况。第一，提前录取后分数下滑。进入名校的都是尖子生，很多人都获得了提前录取的机会。有些人被提前录取后不再认真学习，导致成绩下滑。这是被取消录取资格的最主要原因。第二，学术成绩等造假。英美高校主要是申请制，学生如果在申报中提交了虚假材料，在学术上作出了有误导性、不完整或不准确的陈述，就很有可能被撤回录取通知。第三，申请人品行问题。虽然美国崇尚言论自由、个人自由，但近年来，凡是言行不当者，高校一旦获悉并查实，都会毫不犹豫地撤回录取通知。即便学生已经入校了，学校也有权力撤销录取通知乃至撤销学位。需要注意的是，国外主要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性骚扰、语言暴力等因素非常敏感，对在现实中使用身体暴力者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更有甚者，近几年，一些学生因为在历史事件、现实问题、国际热点等话题上发表了与主流不同的观点，就遭到了学校处分，总体上呈现出越来越容易“踩雷”的趋势。《中国科学报》：国内高校是否也存在这种临时撤销offer的情况？通常是因为哪些原因？郭英剑：这要分两个层次来说，就高考录取大学生来说，几乎没有临时撤销录取通知的，但研究生层面上有。因为研究生录取是有公示的。公示就是为了发现问题、纠正问题，也给撤销录取留出了余地。在我国，有很多准研究生被撤销录取通知的案例。最常见的原因也是材料造假、考试作弊等。至于学生在自媒体上的不当言论、不当言行，是我国高校考查学生的一个空白。除非考生的言论与行为涉及违法违规，否则我们的高校大都不会考虑这样的因素。但国内近日有一个案例：一名女生通过考研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后，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被网友举报。可以看出在中国高校，学生现实生活中的表现也将越来越受重视。《中国科学报》：有人质疑，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主体，直接取消学生被录取的资格，算不算“不教而杀”？郭英剑：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成绩与材料中的人，是既往是过去；而在自媒体中发声的人，则是活灵活现的真实的人，因此更能反映这个人的实际品德，不可掉以轻心。学校对已录取，但尚未入校的学生负有进一步考查的责任，对言行失当的考生及时用撤销录取的方式予以处分，这种教训无疑会让考生铭记终生。说这是“不教而杀”，实在是没有看到这样的处分就是教育方式之一种。《中国科学报》：也有人担心，对社交网络上的一时“口嗨”重拳出击，会不会轻易毁掉一个年轻人的人生？郭英剑：作为年轻人，一时激愤说了不该说的话，因此被撤销录取乃至影响了人生，的确很可惜。但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这没什么好说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除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这样的明确红线外，应该有一定的规范，认定哪些言行是被公认为错误的，是高校与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我最担心的是，面对公共事件或国际热点，特别是一些在社会上甚至学术界都难有定论的问题，一个考生发表了个人看法，与他人观点不一致，或者跟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太一致，是不是也要被当做不正确对待，甚至承担被撤销录取的后果呢？事实上我们知道，很多事件并无固定的正确观点，甚至经常出现反转，但若是考生在当时被处理了，后续就很难有被纠正的可能了。《中国科学报》：那么，对准备申请offer或者考研的学生，您有没有一些建议呢？郭英剑：好好做人，好好做学问，力求言行一致。

士生总数超过35万人。但对于这个主题，网民的关注点更多则只是集中在“高学历明星”上，至于全国绝大多数博士本身的生存状态如何，却鲜有人问津。文中的4位博士生，都是我身边的同窗。这些年，我们共同接受着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碾压。他们对学术事业不乏诚挚的热情，但在学业之外，却有更多困扰，不断地吞噬着他们的信念。我想，这大概就是博士研究生们的过去和现在——我希望，这不再是他们的未来。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校园里一栋靠近三环路的宿舍楼6层，突然传来一阵捶胸顿足的哭声。5楼几个提着热水瓶出来打水的学生走上几级楼梯，仰头往上看，只见四五个光着上身、下身只穿一条平角内裤的中年男人在楼梯口站着，其中两个抽着烟，松紧带把肚子上的赘肉勒成了两段莲藕。探头的学生自觉没趣，便从楼梯上走下去了。学校宿舍楼里1到5层住着本科生和硕士生，最顶层留给了全校的男女博士，据说是为了鼓励博士生们锻炼身体。博士生们年龄参差不齐，与楼下的学弟学妹相比，很多人倒更像是老师、或出没于宿舍楼的工作人员和维修工。晚上10点，通常是博士生们出来“放风”的时间，看了半个晚上的资料，注意力已达到极限，需要稍微放松一下、抽根烟养养精神，以迎接11点到凌晨2点的学习时光。一个抽烟的胖子说，那位嚎啕大哭的兄台，是因为学位论文提交到校外进行匿名评审时，3份反馈报告中有1份判定的是“不及格”。按照规定，他可以提出申诉，但不保证可以复核通过，如果不顺利，则需要延期半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毕业——此人之前已经收到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offer。晚上出去喝了点酒，情绪难以自制，回到宿舍便哭开了。走廊上的大家听完长吁短叹，有的深表同情，说这么好的就业机会放弃了很可惜；也有的抱怨说评审机制变严格了，“今年赶上翟天临的事儿，肯定查得严格，要抓典型的。”走廊里橘黄的灯光把他们的影子冲得很淡，所有人都有些悲观地讨论着各自的状况以及共同的未来。这些话题曾被无数次地说起过，但大家依旧聊得津津有味——谁也不想回到电脑旁边，继续面对显示器屏幕，以及电脑前头成堆的文献。01.小春丨29岁，应届博士5月份小春回了趟家，感觉家里的一天要比在学校漫长多了。那天，他抱着本《规训与惩罚》在院子里看，弟弟5岁的女儿不时跑来打断他。小侄女抱着小春的头，要给他薅白头发，因为这也是她和奶奶经常做的事。小春顺从地低下头，摊开手心，小侄女不住兴奋地大叫：“又找到一根！”阳光下一根根白发像鱼刺一样，在小春的手心里平躺着，小春发了条朋友圈：“折戟沉沙”。在小春人生过去的29年里，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不是父母和朋友，而是“学校”。从3岁那年进入幼儿园，他在校园里已度过了26年。每次回去见到亲戚和邻居，打招呼时，他总要在“为什么还没有上班”这个问题上多费几句口舌。村里没人读过这么高的学位，村民们说起这个博士生，有羡慕夸赞的，“相当于咱们的副县长级别了”；有困惑反对的，比如小春的四伯——他有一次毫不客气地问：“念书念到30岁，60岁退休，国家培养你们图什么？”小春觉得很尴尬，又反驳无力。对于校园外的生活，小春时常怀着一种说不上来的羡慕。当年他的大学本科的同学，大多已经工作了六七年，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了。他参加过几次同学聚会，在企业上班的大谈办公室文化，做公务员的说起官场和晋升的困难，小春觉得自己接不上话，和谁都没有共同语言。有同学发现他在沉默，便用充满体恤的目光望着他，说他还没上班，赶紧多享受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吧。但小春从未觉得自己是在“享受生活”。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读研二那年，他拿到一笔2万元的国家奖学金，高兴地打电话给爸妈，说从此以后再也不花家里的钱。从那时起，他的生活质量便直线下降。读博期间，小春每月从学校领取国家下拨的1250元的补助，这只够他在食堂里的生活费，其他方面的花销只能靠兼职去赚。他曾经申请过校级的科研项目，按要求他需要公开发表一篇论文作为结项成果，经费只有3000元，还要靠购书、买电子产品的发票才能到财务处领出来，相比在北京的日常开销，简直是杯水车薪。无奈，小春只好重操旧业，做家教、写软文、接笔译，每天都走在为生计奔波的路上，有段时间甚至觉得，听讲座和看论文成了副业。对于一些大宗且紧急的开销，譬如缴纳每年1万多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小春只能向几个关系最好的朋友求助。这几年，小春积累了丰富的借钱经验，哪些朋友可以张口、能借多少，谁的钱需要优先还，他心里有一张复杂周密的表。有时赶上奖学金和兼职的报酬一时没有到账，他也经常干“挖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在所有朋友中，他最常张口借钱的，是一个高中时期的好友。两人平时联系不多，但彼此并不把对方当成外人，借钱时对话简洁而默契，通常是小春问“在吗？”，好友就回“要多少？”——每当这个时候，小春内心便生出一种既无奈又感动的复杂情绪来。除了经济压力，科研的压力也时刻笼罩在他头上。学校规定，每位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在CSSCI刊物发表2篇论文才可以毕业，而小春所在专业，只有6本刊物算是“C刊”，且其中2本还是季刊。而且，除了在读的博士生，发“C刊”也是高校教师评职称的必备指标，因此，这区区这几本刊物后面，不知有多少双熬红的眼睛紧紧盯着。小春从博二便开始投递论文。每家杂志审稿的时间一般是4到6个月，并明令禁止一稿多投。论文投出去后，小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半年过去，这边若没了音信，他才能将论文转投另一家。一直等到博四，他的第二篇稿子还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在天上漫无目的地飞着。博四开学时，导师写信给小春，让他赶紧解决一下发表论文的问题，免得影响毕业。小春自己也慌了，除了四处投递，也开始听从师姐的建议，联系网上的“期刊代理”。在此之前，小春以为只要自己认真写出来论文，总有机会被刊发，但“代理”们的强势姿态才让他终于明白，原来那寥寥的论文发表机会，早就被他们抢去了半壁江山——比如，一个“C刊”的代理跟他明码标价：发一篇文章，“版面费”2万元；若找人代写加发表，每篇3万元；如果是“加急”，还需要再加钱。小春听完报价，头都懵了，他问那个代理：“你们凭什么保证交了钱就一定可以发表？”对方回答：“我们的头儿是主编的小舅子，这个关系还不算硬？况且他们主编自己也不是白送人情，他都会从中提成的。”可如此昂贵的价格，有哪个人愿意做冤大头？小春在食堂饭桌上痛批这种现象，就有同学打断他的话：“咱们读书的付不起，人家高校老师可有愿意花钱的呀！你想想，如果你差这么一篇文章就可以评教授、工资会翻倍，你愿不愿意出一次血？”小春只能垂头叹气。最终，小春的第二篇“C刊”还是靠着导师帮忙才得以刊发——恰好一家重要刊物开办了新栏目，编辑向小春的导师组稿，导师特意推荐了小春。收到杂志社寄来的纸刊时，小春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对学校的规定是十分清楚的，去年他们隔壁宿舍就有一位同学因为发“C刊”数量不够，毕业时学位证就被扣下了，只领到了学历证。那位同学没办法找工作，后来不知用什么办法又发了一篇，才终于拿到了学位证。有同学说，学校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博士生们是在为全校的科研总量添砖加瓦，没有这些强制压榨出来的C刊论文，整个学校的“科研实力”便会大打折扣。可不管怎样，解决完这个心腹大患，小春觉得自己毕业终于指日可待了，毕竟15万字的博士论文已经有了基本框架，完成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他甚至开始想象下半年应聘和答辩的场景了。只是这个“时间”，后来却让他时常陷入到一种莫名的恐慌里。大概是因为看文献“走火入魔”的原因，小春在翻书时，脑子里总会浮现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晚上睡觉也总会莫名醒来。他怀疑自己得了轻度抑郁，这在同窗中并不少见。有时他会想起四伯的话，觉得“时间”就在背后推搡着自己，越临近30岁，便越发焦虑——- 身边的人天天操心的房子车子、事业爱情、老人孩子，他却没办法通过具体的方式去触碰，心中迷茫；- 读博以后，他对自己的穿着打扮也不再上心，只要不出门，他必然会穿那套灰色的睡衣；- 他几乎不怎么关心时事，很少看热播的电视节目，对于时下流行的文化，总感觉隔着什么；- 哪怕是对自己最大的爱好——阅读，他也总怀着负疚，因为专业性的研究已牢牢捆住了他，他早就不能由着性子去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了。小春说，每天自己都在和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搏斗，可这种搏斗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他唯一能够攥在手里的，似乎只有那些鱼刺一样的白发。02.老魏丨38岁，已婚，在职读博整栋宿舍楼里，老魏与“学生”身份反差最大。除了1米85的个头和发福的身材，他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常年的教学工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咽炎，每天清晨，公共水房里便传出来他清嗓子的声音。动静很大，一会儿像咳嗽，一会儿又像呕吐，很多人都不堪其扰，大家在气恼中爬起来，开始新一天的研究生活。别人对他有意见，老魏自己也经常对学校发表意见。譬如，他没办法理解3个博士共住一间12平米的宿舍，认为这对潜心做研究的人来说简直是“不近情理”、“荒谬至极”。自从22岁本科毕业后，他已经有15年没有体验过群居生活了，更何况和他同寝住的2位博士生，年龄上比他小10岁，生活习惯本身就是“代沟”。室友们笑话老魏是真正的老年人节奏，11点多便上床睡觉——而对于他俩，这个时间灵感才刚刚敲门。一开始，老魏也想做好人。每次都会主动打扫脏乱不堪的宿舍，帮室友整理随处乱挂的袜子和内裤，后来发现这根本捂不熟跟室友的关系，也就心灰意冷了。室友小何见状反倒很开心，说老魏这才是想通了，“保持了博士宿舍的良好生态”。几年前，老魏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会进京重新做学生——事实上，他自己教过的好几个学生都已经博士毕业了。老魏本科在一所位于三线城市的高校就读，由于课业优异，毕业便留校做了老师，两年后结婚，又在职就读了自己学院的硕士。经过了十几年的耕耘，已评上了副教授，还是学校英语系的系主任，有车有房，家庭和睦，工作顺心，如果不是儿子的教育问题，他真的以为自己要在那个城市生活一辈子。老魏的妻子是一名医生，重点大学硕士毕业。一次在饭桌上，老魏偶然给妻子读了一则某著名高校引进副教授以上人才的公告，这所学校给出的条件让正在吃菜的妻子默默放下了碗筷——40万的“人才引进费”，一栋80平米的住房，孩子入读该校附属学校读书……对于老魏两口子来说，这简直就是为他们进入省会城市撑了一把天梯。妻子当机立断，催促老魏赶紧联系这所学校，她当年是在父母的催逼下才回到家乡工作，很不甘心，现在能有机会杀回去，她无论如何也不想放过。对方院校接收到老魏的简历，很快便给了答复：虽然老魏这些年有不少科研成果，但由于他不是博士学位，没办法按照“引进人才”的标准来对待。老魏长舒了口气，自己在单位里得心应手，本来就对换城市有些惧怕，正好就此收心。然而，这个没能实现的梦却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一样，时刻纠缠着老魏妻子的内心。一次，她半夜突然醒来，摇醒了老魏说：“你为什么不考个博士？”妻子的理由很简单：他们俩这辈子已经基本上“一眼望到头了”，但儿子还小，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儿子若是能站在更高的地方，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妻子甚至心花怒放地描述道：“不如你直接读北京的博士，毕业后如果有了机会，咱们就留在北京，我哪怕去应聘社区医生也行啊，只要孩子能有北京户口，那高考读个好大学还能是问题吗？我们当年已经那么苦了，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再走一遍老路……”“北京那是我们能去的吗？”老魏心里一阵发憷，裹着被子钻进了被窝。妻子却抓着他不依不饶，让他现在就起床备考，还算了算，若把他们的两套房子都卖了，再加上存款，能在北京买个多大的房子。老魏拗不过，只好在网上报名，联系了要报考的导师。看着妻子将一张“考博加油”的黄色纸条贴在卧室的墙上，觉得她真的是走火入魔了。读书的时候，老魏的妻子常常在微信里鼓励他，说他是“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来北京读博的”。因为老魏已经是副高职称，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单位怕他跳槽，不允许他转走人事档案，和他签了“定向培养”的合同：读博期间，学校负责学费，给他发基本工资，但他必须在毕业后回校工作5年。老魏是个老实人，拿着合同回到家的时候垂头丧气，说大概翻身无望了。老魏妻子翻看了一遍合同，撂下时把桌子拍得啪啪响：“既然有合同，就有违约条款，不就是15万吗？到时候找到合适的下家了，我拿一年的工资赔给他们！”妻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让老魏的内心出现了松动。到北京之后，他和同楼层的同学聊了聊，发现很多同龄人来读博士，其实都和他抱着同样的目的：孩子大多在4岁左右，所有人都在盼望着毕业后能拿到北京户口，让孩子到时来北京读小学。隔壁宿舍的陈老师在来读博前，就已算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界的青年才俊。老魏之前就读过他的论文。陈老师从长沙来北京，同样是看中了首都优质的教育资源。老魏经常在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部碰到陈老师，基本是手里翻着一本杂志，腋下还夹了一本。听陈老师讲，他打算在读博期间发表4篇“C刊”，以增加自己留京的筹码。老魏自己也在悄悄努力发文章、积累研究材料。来京后也听了不少名家讲座，他着实感觉到先前自己的视野太狭窄，论文写得也不够规范，收到导师的修改意见他还会脸红——毕竟导师只比他大了5岁。老魏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平时接触的人也比他以前的同事们优秀许多，平时在向人自我介绍时，老魏只说自己是一名英语教师，从不提及“副教授”、“系主任”这些名头。听讲座时，老魏也不像那些抱着笔记本电脑的年轻人，还是喜欢用笔在本子上做笔记，遇到困惑的地方，就在一旁打上大大的问号——只是他从没有在讲座上举手将自己的这些疑问说出来过，“觉得怯场，怕问得没有水平被人笑话”。平时没课的时候，老魏也会和几个同龄的博士生相约去国家博物馆看展览，去玉渊潭公园看樱花。有一次，陈老师在网上买到了几张中山音乐堂的票，几个老男人相约去听一场交响音乐会。这是老魏第一次听交响乐，现场的氛围给了他巨大的震撼，当周围响起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时，他激动得有些恍惚——在以前的英美文化概况课上，他曾经给学生们播放过这部作品。离场时，几个人纷纷感叹“大城市就是不一样”，想要精神享受，随时可以得到满足。老魏借着兴奋劲儿，再次和他们讨论起留京的问题，就有人唱起了悲观的调子：“咱们这把年纪还选择北漂，实在有点太不知深浅了。我宁愿回去待着，车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雾霾。”老魏担心的倒不是车子和雾霾。他觉得有些高校之所以把人才引进的年纪定在了35岁以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他这把年纪，要在这样人才济济的大城市里拼出一番样子来，总觉得自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且不说到时候会不会有合适的工作，就算他能留下来，把妻子和孩子接过来，租房和日常用度就是很大一笔开销；这还不算孩子报考兴趣班、补习班的花费；况且妻子又那么喜欢买衣服、化妆品、名牌包，这些老魏想都不敢想——就像一位博士生同学说的，要想把他们在三、四线城市的生活质量“平移”到北京来，只靠做大学教师每月1万左右的工资，恐怕很难实现。傍晚看书看累的时候，老魏总会搬个马扎，坐在宿舍楼道晾晒衣服的小阳台上和妻子视频。妻子招呼儿子从屏幕那头给他打招呼，老魏就会傻呵呵地笑，问他们在做什么。妻子会简单说几句，然后逼他讲一讲在北京的趣闻，说这也是对儿子的一种教育。老魏一天到晚都在图书馆看书，大部分时候并没有什么新鲜见闻，就坐在一排排晾晒着的衣服下面，静静地听妻子的唠叨。在妻子身后的位置，老魏可以看到家里墙上熟悉的壁灯，乳白色沙发的一部分，以及沙发上的玩具汽车。这是老魏一天里觉得最踏实的时刻，仿佛他还坐在那个房子里，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03.李语丨29岁，博士，年轻妈妈读博之前，李语在一家负责工商管理的事业单位上班。每天处理单调繁琐的工作，和办公室里那些貌合神离的面孔打交道，让她常常有种提前养老的错觉，经过一段时间焦躁不安的抉择，她辞掉工作，在网上申请了来年3月份的博士入学考试。李语觉得自己适合搞科研——她喜欢读书，无论是本专业的传播学，还是其他人文社科类的作品，她可以坐在电视机前头目不转睛地抱着书看上几十页，在地铁上时也是如此。读研时，她在所有同学中最努力，别人都去实习的时候，她还在搜集资料修改硕士论文。答辩结束后，一位来自北大的辩委老师说：“你底子这么好，不读个博士可惜了。”博士生入学面试时，导师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问她：“你可以保证不因为个人生活而影响学业吗？”李语想都没想便果断地点头——她是个完美主义者，最讨厌那种遇到事情讲条件、给自己找退路的做法，她觉得那些所谓的“鸡零狗碎”根本不可能压垮强大的自己。然而博一第一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李语突然明白了导师当时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一天，在学校食堂吃饭时，觉得胃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竟然怀孕了。她惊慌失措，打电话给老公，电话那头听到了消息乐不可支，她却又恼又气，心头还掠过了恐惧感——该怎样告诉导师自己怀孕的消息呢。刚入学的师门聚会时，导师就在饭桌上半开玩笑地说，招女生博士是“雷区”：他的一位同行曾经招过一个女生博士，读了6年才交上一份随意拼凑的论文，这个导师不允许这位女弟子毕业，没成想女弟子反咬一口，说导师想和她发生性关系，骚扰不成怀恨在心，故意整她。导师百口莫辩，反而成了贴吧里的“名人”，在校园里也常被人指指点点。李语的导师从没有和女学生传出过这样的绯闻，对女学生保持距离一向很在意，连女学生去办公室找他谈事，他也会刻意把门敞开。但他却踩了女博士生的另一个“雷区”：在他招收的女学生里，此前已经出现了两例，因读博期间生孩子导致论文“难产”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学生还因产后抑郁，直接放弃了博士学位。李语想，自己给导师苦心经营的“好学生”形象，恐怕很快就要坍塌了。和老公吵完一架、冷静了两天，李语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想来自己刚结婚那两年，曾为备孕做过周密计划，没想到总是怀不上。后来老公只能悻悻地说：“顺其自然吧，孩子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如今“礼物”不期而至，双方父母都觉得是好事，况且李语年龄也不小了，老人们百般叮嘱，千万不能打胎。李语坐在宿舍里，在一张纸上列出了密密麻麻的日程：撰写课程论文、孕检、搜集论文资料、分娩、开题……当她把这些日程逐一标注在一条时间轴上时，突然发现：她完全可以瞒着导师和同学，把孩子生下来。第一学期刚一结束，李语便订了回家的票。前几个月孕期反应大，她害怕在同门聚会时露出马脚，找了个理由推脱了。那时，她只需要再修2个学分就可以完成博士毕业的要求。李语决定第二学期不再回学校，等博二再去修课拿学分——那时她就已经生完孩子将近3个月了。老公和她开玩笑：“在导师的眼皮子底下生孩子，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有没有觉得很刺激？”可真正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刺激”。回到家之后，李语的身子便一天天沉重起来，她饭量大增，吃完饭只想在沙发上躺着，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时，常常坐在走廊里就能睡着，再拿起本理论著作，简直就是催眠良方。这样浑浑噩噩了两个月，骨子里要强的她实在看不惯自己的“堕落”，坐到电脑旁边，打算做点读书笔记，然而一个上午过去了，连500字都没写出来。待产的半年里，她特别害怕收到导师的“突然关心”，觉得自己需要编很多个谎话，来解释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学校。6月中旬，李语和老公终于迎来了女儿的出生。李语曾把生产想象得特别完美，仿佛孩子生出来的那一刻，她此前受的一切罪都宣告结束，等再过上两个月把孩子交给婆婆，她就解脱了——没生孩子以前，她确实可以把时间分割得清清楚楚，将事情一件一件利索地完成。可孩子一生下来，她才体会到什么是“拖泥带水”。她本能地对这个新生命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不愿意把孩子交到任何人手中，“做母亲”这件事在她的生命中画了一条射线，以意识到“自己是个妈妈”为原点，每天24小时贯穿她的生活。9月份学校开学前的最后一天，在火车站的进站口，老公几乎是硬生生地从李语怀里把孩子“抢”了过去。孩子在老公怀里哭，李语在候车室里哭，宛如生离死别。直到火车走过了两站，李语才止住眼泪。回到学校，一捧起书，李语就觉得头大，可开学第一周的学术沙龙上，导师要求她给大家讲读这本书的心得体会。学业上的压力和对孩子的思念，不断撕扯着李语。上课和阅读文献的时候，她会不时地走神，担心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哭闹，粗线条的婆婆会不会忘了给孩子冲奶粉。同寝室的陆老师最先知道她生了孩子，对她的坚强竖起了拇指，同时也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因为出来读博，读小学的儿子成绩出现滑坡，打电话时对她也不那么友好。李语听她倒苦水，忍不住感叹：“你说女博士应该在哪个阶段生孩子？我怎么没见过哪个成了家的女博士可以在学业家庭上都游刃有余。”陆老师苦笑说：“男人和女人读博士，肩膀上扛的重量完全不一样。我前段时间还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女博士生1个孩子，就等于放弃了3篇‘C刊’。”她顿了顿，又摇摇头说道：“还有，你现在和孩子分居两地，最多只是思念；等回家准备论文的时候，恐怕比现在要更难熬。”陆老师一语成谶。好不容易等学期结束，她满怀着期待地回到家，抱着女儿怎么亲也亲不够。然而刚过了两天，她做母亲的幸福感就被孩子一刻不停的啼哭声消磨殆尽。婆婆要回老家照顾年迈的老人，临走时交待给李语很多哄孩子的窍门，但李语很快便明白了，这些经验是婆婆的专属，自己操作起来却并不奏效。白天想要写点东西是不可能的，即便不需要喂奶，孩子也不允许她做任何事情，不讲任何道理的哭闹就是女儿的杀手锏。李语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发一通火，但这对半岁的女儿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李语只好逆来顺受，等到凌晨3点多女儿熟睡的时候爬起来，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写论文。大学时李语经常因为看韩剧熬通宵。那时候年轻，夜里不睡觉，次日照样打起精神去上课，但现在，她明显觉得体力不支、不比从前了。读论文时，她借着淋浴的灯光，眯着眼去捉那些随时会跳行的文字，一只胳膊抵在墙壁上，以便后背不至于因为久坐而疼痛。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一次夜里起床时，李语衣服穿得少了些，冻感冒了。很快女儿也被传染，母女俩一起住进了医院。老公心疼李语，在医院陪护时提议说干脆请个保姆来照看孩子好了，这样她也好分出精力来写论文。李语坚决不同意——自己的婆婆照看她都不放心，更何况外人。老公和她争执了半天，最后怒气冲冲地说：“又想要孩子，又想要博士，你要的也太多了。”说完便出去抽烟了。住院的这几天，李语的妈妈过来帮忙看孩子，她终于可以躺在病床上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她计划着，要用4年的时间把博士学位读下来，到时候女儿已经3岁了。等到毕业典礼那天，她一定会领着女儿一起参加，要让自己的导师知道，她一手带孩子一手写论文，即便是这样她还是做得很好。想象着3年后导师脸上惊讶的表情，李语禁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的想象和眼下的状况还有些距离，她连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还没有写完，开题通过后，还要写至少10万字的论文，而病房外女儿的哭声已经又响起了。04.文昭丨27岁，每天泡在实验室的博士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坠楼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时，文昭同门的微信群里也爆发了言辞激烈的大讨论。交流的内容和以往一样，声讨他们的“老板”。在自然科学的硕博圈里，“老板”是学生对硕导、博导的通用称呼。除了每月国家发放的补助，“老板”会给学生们发放一些额外的补贴，相应地，学生要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完成“老板”动辄上百万的科研项目——这是理工类高校普遍的“实验室政治”。在“坠楼事件”的煽风点火下，这次的群内交流更像是批斗大会，揭发集中在文昭的导师叶教授最为人诟病的做事风格上：强派工作、拿学生当苦力、将学生成果据为己有、干涉学生个人生活……最让大家受不了的一点是，导师最擅长讽刺挖苦学生，人品有问题。群里你一句我一句，文昭在做计划书，一会儿没看，手机上已经多出200多条消息。有个师弟情绪特别激动，说他想把坠楼事件的帖子发到自己朋友圈里，故意让导师看到。其他几个人都劝他要冷静，文昭也回了一条：“顺利毕业最重要，你发了也不起作用，得不偿失。”每次这样的揭发都会有人站出来安抚情绪，倒苦水的人也会乖乖听从，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还没毕业，他们只能忍着。其实即使毕业了又能怎样呢？文昭知道一个师兄，现在已经在另一所大学任教，每次发文章还要将“通讯作者”署名为导师的，自己只占“第一作者”的位置。除了这个名为“父王求你不要乱来”的聊天群，文昭他们还有另一个大群，名字是“叶门一家亲”，里面有导师的历届学生，以及导师本尊。相比小群，这个群的聊天内容就比较“官方”，通常是逢年过节大家给导师送祝福，或者导师发来一篇媒体对自己的报道，下面便会跟帖数不胜数的玫瑰、礼花与鼓掌。文昭知道群里每个人都对导师有不满的情绪，但每个人又都忌惮他，就像那个毕业了几年的师兄对他讲的：“不在文章上加上老板的名字，我睡觉都不踏实，总觉得他会在梦里插我一刀。”当年也正是出于这种忌惮，文昭研二时便老老实实接受了导师的建议，申请直博，继续跟着他做研究。“顺民”中间不是没有叛逆者，硕士期间，一个同门室友就悄悄申请了国外一所大学的博士。申请博士需要两名同领域专家的推荐信，他直接跳过了自己的导师，找了其他人。毫无疑问，这位同学的做法直接踩到了导师脆弱的自尊心。在周一的例会上，导师好几次拐弯抹角说到这件事，大骂那个学生是“人渣”，“狗吃完屎还会对拉屎的人摇尾巴，他简直就是猪狗不如”。导师还扬言要在国内学术界封杀这个“叛徒”，并告诫在座的学生不要和这位“洋博士”交往，一旦被他发现，后果只有一个——“逐出师门”。文昭和其他同学都低着头，为自己的导师说出那些话感到羞耻。大家一致认为，“老板”在金庸剧里面绝对是毒瞎徒弟双眼的丁春秋，最擅长党同伐异。文昭有时候也会想不明白，他的导师本硕博都毕业于名校，还是国外多所高校的访问学者，头上顶着“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长江学者”的名头，怎么会经常在学生面前发表一些偏执荒谬的言论呢？“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就比北方人聪明。”“你们再学30年也别想和我平起平坐，人的天分是不一样的。”“不输出经济效益就不要谈情怀了，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早晚要完蛋。”……群里经常会贴出一个名为“骨骼清奇我老板”的Word文档，专门记录导师发表的这些观点，隔一段时间就有人主动更新内容。文昭他们每天待在一个100多平米的实验室里，等待数据的过程无聊而漫长，这些奇葩言论便成为大家最喜闻乐见的谈资。最早跟随导师读书时，文昭曾被好奇心驱使，在网上查阅了导师的词条。其中有一行关于“为人治学”的介绍：“长期以来以教学质量为己任，力求以精彩的课堂教学影响学生；他的人格魅力激励和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后来，文昭每次回想起这段介绍就觉得滑稽可笑。博一刚入学，导师便把几个新入学的研一师弟师妹交给了文昭，文昭要负责给他们讲课，教他们怎样观测样品、收集实验数据，以及如何撰写论文，甚至有时还会在他们遇到情感问题时提供帮助——实验室里的规矩向来如此，高年级的学生负责带新生，而导师只会在重要关头把握一下大方向，其余时间都在自己的办公室忙他的项目。文昭被众人围着，“众星捧月”的兴奋劲很快就过去了，他想抽点时间写写自己的论文，却总是受到干扰。无奈之下，他把微信设成了静音，常常一个人躲在实验室旁边的标本室里看英文文献。博二上学期的一天，文昭正在清洗试管，忽然被导师叫到了办公室。他本以为会像往常一样，听导师阴阳怪气发表一番言论，没想到导师笑眯眯的，说他“人小心细，做事认真，英文水平也一流的，有老师当年的样子”。所以，为了“继续挖掘你的学术潜能”，导师给了文昭两个自己要申请的课题申报书，让他负责撰写。文昭带上门，无声地骂了句脏话。文昭的女朋友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平时喜欢画漫画。她从没见过文昭的“老板”，却凭借文昭的描述，画了一幅他的漫画。文昭用手机拍了发到群里，大家都说像，纷纷称赞文昭女朋友有慧根。“对敌方的了解一定要渗入到本质！”女朋友哈哈大笑。她有时候也会称文昭的导师是自己的“情敌”，因为他，文昭连周末也没办法离开实验室——实验室有严格的请假制度，没有特殊情况的话，理工科的博士生们都是以实验室为家的。导师经常用“没理由”和“无条件”这两个词来强调他们与科研项目的关系，仿佛要把学生们牢牢地“焊”在实验上，但文昭常常会暗自嘀咕：真正和实验成果、项目经费绑在一起的，不是“老板”一个人吗？一个师妹曾经对文昭抱怨过：博士生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和网上流传的“996”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导师每个月才给大家发1800元的补助，“JM的面膜都还要10块钱一张呢！”她说这句话时，带着深深的幽怨。不过事实上，在实验室里时间越长，女学生们逛街购物和打扮自己的兴趣就越低，很多人进了实验室便换上白色的工作服，真正过上了低欲望生活。博二那年，文昭和女朋友被父母一催再催，办了个简单的订亲仪式，并商量元旦结婚。选择这个时间点，主要是考虑到女友有假期，而自己的一篇重要论文也可以保证完成。他提前在实验室里宣布了结婚的消息，众人的欢呼声让他一时头脑发热——他敲了导师办公室的门，希望他能批准一周的假期，好和女朋友去乌镇拍婚纱照。导师坐在办公桌前听文昭讲完，示意他坐在对面，接着便用带着些鄙夷的语气问：“这么着急结婚，不是怀孕了吧？”文昭的脸立刻红了，说：“没有，没有……”“那为什么非要今年结婚？你忘了9月份是项目结项的关键时期吗？”导师这句冷冰冰的话让文昭无言以对。他原本积攒了一肚子的意见，到了导师这儿却全都吞进了肚子。导师见他低下头去，语调稍微缓和了点，又开始给他讲人生选择这样的大问题，还很体己地加了一句：“你们北方人，做事就爱一时冲动，想不到顾全大局……”接着导师以自己为例子，大谈当年和师母婚期将近时是怎样在实验室里熬夜做研究，最后是准岳父提着棍子逼他去买新婚的西装。“任何时候都要把精力投入到最有用的地方。做学术没有这点牺牲精神，能成大事吗？嗯？”导师冷峻的目光透过镜片朝文昭扫过来，像是在打量一个屡教不改的惯犯。文昭踉踉跄跄从导师的办公室走到了实验室里，其他同学看他脸上惨白的表情，已经猜中了几分，七嘴八舌地安慰文昭，骂“老板”没有人性，“存天理，灭人欲”。文昭一言不发，听着大家的议论，满脑子都是导师在办公室里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宣讲。后来他从实验室里走出来，沿着步行梯走到了实验大楼的最高层。他想打电话给女朋友，把导师提出的推后婚期的建议告诉她，可是想着女友前一天晚上还在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写婚礼请柬的情景，无论如何不忍心拨通熟悉的号码。实验楼挨着校外的一条主干道，看得到街边的水果店和驴肉汤馆的招牌，两个老太太从超市推着小推车出来，一个中学生用手机扫码打开了一辆路边的共享单车……一个念头突然从文昭脑子里冒出来：实验楼里的宁静和喧闹的街角，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生活？在校园里待着的这些年，文昭好像很少关注过这些，这让他一下子有些无所适从。（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出，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成立的当年就准备设立青年基金项目，并于1987年开放青年基金的申请和资助。对科研生涯的这一起点，作为早期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的感受是，“对年轻人来说，博士刚毕业那几年可能是科研生涯最重要的成长阶段。青年基金为年轻人独立、稳定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支持”。01.独立、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988年9月，袁亚湘从剑桥大学学成归国，随后成为获青年基金资助的科研人员。1.3万元的经费，对于当时数学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的袁亚湘来说，“是一笔不少的费用，足够开展一些研究”。为什么要将“非线性规划的直接方法”作为回国后最先开展的研究？事实上，非线性规划为工业、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最优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数学工具和方法。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并于七八十年代在国际上得到了快速发展。袁亚湘在剑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M.J.D.Powell便是非线性规划的顶尖专家。那时国内关于非线性规划直接方法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袁亚湘希望回国之后，把国际上新兴的研究方向引到国内，同时培养一些学生，开辟一些研究领域。“青年基金实际上培养了刚毕业研究生的‘独立’。”袁亚湘强调，要在未来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回到熟悉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袁亚湘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研究人员。他成为优化研究组组长、课题负责人。青年基金作为资助之一，支持袁亚湘心无旁骛潜心钻研非线性规划的理论方法，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很快在学术上“自立门户”，逐步成长为一名科学家。袁亚湘直言，很多年轻人做研究“后劲不足”，主要原因正是缺乏独立性。读博士时做研究跟着导师做，题目由导师分配，一旦没有人带领便不会做研究或者做不好，就是独立性没有培养起来。“青年基金提供资助，关键在于稳定支持年轻人学会‘脱离’导师，有独立空间自主选题，独立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这对培养一批有潜力的年轻人很重要。”袁亚湘说。如今，袁亚湘已主持承担过10余项重要的基金项目，他依然觉得青年基金十分关键。“它的本质不在于最终获得一个好的成果，而是给年轻人一个长期投入、安心做研究的稳定支持的机会。”02.多“养”一些年轻人，让他们都去赛跑“青年基金就是要‘养’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参与竞争和赛跑，并提供一个生存的环境和条件。”袁亚湘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以数学为例指出，对于数学研究来说，首先要把队伍壮大。“数学研究更青睐年轻人。可以给每个人的资助相对少一点，但面一定要撒得广一点。多‘养’几个人，让他们都去跑。谁跑得快，最后自然就冒出来了。”的确，数学被认为是年轻人的事业，欧拉、高斯等最杰出的数学家都是在年轻时做出极具影响力的成果。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只授予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还要更多关注那些还没有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青年基金就是‘雪中送炭’。”袁亚湘进一步指出，支持年轻人，本质在于让他们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少有压力，潜心、安心地做研究，在学术上顺利成长，而并非期望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很有突破性的成果。究竟应该“养”什么样的年轻人？在袁亚湘看来，对于基础研究来说，需要一大批真正热爱科学、有科学精神、真正想做科研的人。“基础研究需要研究人员甘于寂寞、执着钻研，青年基金就是要遴选出这些有兴趣、有能力的人。”“不是为了‘谋生’而去申请科学基金，而是真正想解决一些科学问题。”袁亚湘叮嘱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要注重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学术造诣和学术视野。03.评价回归适度，优秀人才、科学问题考核不出来采访结束后，袁亚湘找出28年前他的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书发给《中国科学报》，其中“拟开展的工作研究设想”仅有一页纸。青年基金的申请给袁亚湘留下了“短平快”的印象。虽然其最终呈现在纸上的文字寥寥，但背后凝结着他对科学问题长久而不间断的思考。“有时看起来是‘灵光闪现’，但实际上‘灵光’可能是一个人经过长期不受干扰地思考、不断认真积累才出现的。”袁亚湘说。然而，现实却时常让他感到担忧——袁亚湘发现，现在的青年学者把准备基金申请书当作一个“大工程”，花费大量时间准备“本子”，而非思考科学问题。“大家都这样做。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写得越多就越好，评委就会越看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青年人才的激烈竞争和单位的考核压力等多方面。袁亚湘建议，过于简单和过于复杂都不可取，要回归到“适度的申请”，让年轻人在准备申请书上不耗费过多精力，而应该把重心放在科学问题的凝练上。而实现的关键之一，在于科学基金不断地深化改革，让“懂行”的专家评审，评委们需要在平时更多地发现并了解值得支持的年轻人。“考核需适度。对于真正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做出好的成果从来不是靠考核评估‘逼’出来的，更多的是来自内心驱动。”袁亚湘强调，对于年轻人来说，有了稳定支持，减少后顾之忧，心情舒畅了，自然能做出好成果。《中国科学报》(2022-04-25第4版自然科学基金)

作用、开放科学的发展等方面持更为乐观的态度。爱思唯尔《科研未来之路》封面图（图片来源：爱思唯尔）01.80%受访中国科研人员认可预印本在过去两年新冠大流行期间，预印本以更快速和开放的传播方式帮助科研界应对疫情。调研显示，如今，全球67%的受访科研人员认可预印本的高效性和开放性，认为预印本是一种有价值的科研交流方式，远高于新冠疫情前时代的43%。中国的受访科研人员中认同这一观点的比例高达80%。同时，报告显示，科研人员认为，长期来看，新冠疫情将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全球54%的科研人员表示他们计划转向开放获取出版模式，较2019年增长了6%。2020年1月至10月期间发表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文章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其中有超过76%是通过开放获取的方式出版的。02.经费信心下降？中国恰好相反尽管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科研的重要性，然而科研经费依然是科研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报告显示，全球一半的受访者指出，他们的研究领域面临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过去一年全球科研人员对于获得经费支持的信心有所下降。而中国所反映的趋势恰好相反。同全球科研人员相比，中国科研人员更倾向于认为他们可以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同时，他们对未来持续获得科研经费支持也更为乐观。63%的中国受访者预计未来几年其所在研究领域科研经费将会增长，而全球仅有39%的受访者认可这一判断。此外，同两三年前相比，中国科研人员从企业和机构获得的经费比例有所增长。报告认为，中国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的积极预期，与中国近年来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努力密不可分。03.科研合作及数字技术应用价值更加凸显报告显示，相较疫情前，科研合作正在呈现普遍增长趋势。全球超过一半（52%）的受访者表示，同两三年前相比，他们实现了更多科研数据的分享。同时，63%的受访者认为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正在不断加强，而这一比例在疫情以前仅为48%。中国科研人员对这一趋势的认同显著高于全球水平，7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研究项目中跨学科、跨国及与产业界的合作比以前更多。此外，在过去两年，数字技术在研究中的应用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在全球范围内，1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研究中广泛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由于64%的计算机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推动者，该领域科学家认可人工智能在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比例偏高。在中国，54%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几年内人工智能等技术将会为科研提供更多的支持，35%的受访者表示未来愿意阅读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这两个比例都远高于全球数据，体现出中国科研人员对于数字技术在科学研究中价值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