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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北大“博转硕”,我选择与自己和解

发布日期:2024-01-25 作者:孟凌霄 孙滔 阅读量:139 取消收藏 收藏文章
【摘要】这是一个“小镇做题家”跳出路径依赖的事例,也是一位名校在读博士生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在与记者的多次交流中,陆石对“博转硕”的选择没有表现出犹疑,他庆幸这是独立思考的开始。


编者按:陆石今年25岁,三年前,他以前1%成绩保送至北京大学直博。博士第三年,陆石选择转为硕士,进入互联网大厂。今年1月,他拿到硕士毕业证。


在他看来,博士入学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高光时刻,相反像走到了过山车的顶点,此后的一段人生都在极速向下俯冲。直到作出“博转硕”的决定,他才重新找到人生的掌控权。


这是一个“小镇做题家”跳出路径依赖的事例,也是一位名校在读博士生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在与记者的多次交流中,陆石对“博转硕”的选择没有表现出犹疑,他庆幸这是独立思考的开始。


以下,是他的讲述——


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


  过山车的顶点  


2020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北大。未名湖、博雅塔、老西门,这些名词第一次成为现实。那时的我以为,进了北大后人生会很顺利,再也没有障碍了。


和每一位刚入学的博士生一样,我的规划是努力做实验、发文章,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高校教职。但在实验室轮转阶段,不同课题组的博士生“日常”就让我倍受冲击。


一位博导每周六晚上6时准时开组会,每位同学都要汇报进展、分析文献。可能因为组内科研热情比较高涨,大家都不停地提问、回答,组会一直要开到夜里十一二点才结束。


在近6个小时的周末组会中,我像个局外人。那些抽象的理论、机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也很少在组会上积极讨论。另一方面,我不能理解的是,组会为什么要占用周末时间,而且连续开到深夜。


出于兴趣,我选了一个刚建立不久的实验室。


导师是一位“人很好的大姐姐”。实验室气氛融洽,组内有师姐很耐心地带我入门。听师兄师姐说,实验室偏向自由氛围、兴趣导向,每周只需要递交电子版汇报,每3个月公开汇报一次自己的研究。


当时,导师给了我两个选择,我选择了一个有点美、有点浪漫的种群。在实验室里,我们观察它们的生长和交配,通过多样花纹,研究生物的适应性。


博一暑假,实验室去海南五指山自然保护区野外观测,那里气候温暖湿润,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作为一个内陆长大的孩子,我第一次在那吃到野生杨桃、菠萝蜜和百香果,也第一次捕捉到3只野生稀有物种,创下实验室之最。


回想起来,那是读博带来的少数快乐时光。


图片读书间隙记录的校园一景


  向下俯冲  


然而博士第一年,我就对读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本科时,我没有多少科研经历,没有发过一篇论文。本以为读博前两年能发一些小文章,从而对科研建立信心,但由于研究方向的特殊性,我们的研究周期天然会更长,短期内发文章并不现实。


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实验室里,和科研仪器、实验动物打交道,却动辄5、6年才能发一篇大文章。即使我的毕业要求不包括论文数量,即使导师说我做科研进展不错,但读博怎会没有发论文的压力?


刚入学时我以为,北大毕业的博士能找到一份大学老师的工作,这在父母那辈人看来,是相当体面的,但实际难度比想象中高很多。和辅导员、师兄师姐们打听“青椒”的工作状况时,“非升即走”“007”等字眼也很快击碎了我对高校教职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这样的生活有何回报呢?


北大博士生每月大约有3200元补助。北京物价很高,即使在食堂吃饭时,我也将每餐严格控制在10到15元,点个奶茶都得犹豫很久。如果不想住宿舍,想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在租房软件上一搜,附近的合租房租金最低也要三四千元。


据我所知,其他高校或研究所可能会给博士生开出6000到7000元工资,这已经是生命科学领域博士生的“高薪”。本来我也有机会选择这些待遇更好的地方,这让我的心理多少有些失衡。


与此同时,实验室氛围也有了微妙的变化。然而,我们实验室在国内的生命科学实验室中,已经算是相对自由的环境了。


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想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想在食堂点菜不看价格,想周末在北京的胡同city walk。这些都是合理的需求,但在读博的环境里,所有人都要求我压制物欲,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一样专心科研。


日子越来越难捱。那些往返实验室与宿舍的日子,一些问题反复在我的脑海纠结:


我已经二十多岁了,还要继续“高中生”一样的苦读生涯吗?我能忍受博士、博后长达十余年的艰苦且清贫的生活,仅仅换取一个“非升即走”的高校教职吗?如果我想做的工作不需要博士学位的加持,那这个头衔还有必要吗?


答案最终是否定的。


  从北大到西二旗  


一个“离经叛道”的想法在我脑中逐渐形成——我要转硕。


下定决心前,我咨询了身边的朋友、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以及学校的心理医生和职业规划师。一些声音告诉我,读博没有不苦的,熬过去就好了;另一些声音告诉我,不妨试试科研以外的生活。


最终,职业规划师的态度让我释然了一些。规划师让我做了一套MBTI测试题,结果显示,我的性格偏创造性,可能更适合与人打交道,不适合从事枯燥重复的工作。


于是,我瞒着导师白天实习,晚上科研。那时正值疫情,常常不能在实验室坐班打卡,这给了我线下实习的机会。


那时我的想法是,先试试互联网公司的节奏,如果不喜欢,回学校读博仍是我的退路。学校规定只有博士三年级能提出转硕申请,在那之前,我还有试错的机会。


博士二、三年级,我一共积累了3段大厂产品经理的实习经验。


那时我真切体会到北京的“大”。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颐和园路,到一众大厂所在的西二旗、西三旗和望京,四五十分钟的通勤时间,在偌大的首都并不鲜见。


在一家位于望京的互联网公司实习时,我常常要转四五趟地铁,穿越大半个北京。地图上看,从4号线大兴线的圆明园站,转10号线、转13号线、转15号线到望京东的大厂总部大楼,单程大约耗时1小时19分,这是我每天必经之路。但比起整天闷在实验室里,几个小时的通勤显得也没那么漫长。


实习了几家互联网公司,我渐渐能勾勒一幅大厂不完全画像。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第一天实习时大厂为员工配备的椅子:那是一把黑色的人体工学椅,工作间隙能倚在椅背上小憩——这是容许放松的姿态。在学校实验室,每人只有约1.5米见方的工位,配备一把转椅,困了只能趴在实验台上眯一会儿,后来才换成人体工学椅。


每周一,我总听到大厂的同事们交流探店、看电影、露营的周末心得,他们甚至能当着领导的面谈论这些“与工作无关”的消遣,这在实验室是难以想象的。


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吸引了我,我不想再做一个依照惯性前进的“小镇做题家”了。


“博转硕”前后的校园卡


  “小镇做题家”  


我确实是个“小镇做题家”,可能是非典型的。


1998年,我出生在湖北黄石一个城镇普通家庭。和大多数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对专业方向并不了解,只对照体面的职业,建议我高考志愿填报数学专业。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专业是心理学,但由于分数肯定够不着,我在家人建议下,来到某211大学的农业类专业。


这算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在一些统计中能排名全国前三,属于国家重点学科。但开学第一课,讲台前的老师发起一项统计:“第一志愿选择本专业的,请举手。”台下百余位新生,举手者寥寥,我是其中之一。


本科时,学校就开设了理论课和实验课。虽然我进过实验室参与过一些项目,但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科研训练,只能说“看个新鲜”。学校也安排了野外基地考察,学生们到郊外的渔场,布网、收网,一捞几千斤。


早在大一时,我就下定决心保研,刷绩点成为大学四年的主线任务。为数不多的课余时间,我都留给了心理学双学位、创新性选修课和社团,几乎没有时间考虑未来的实习、就业方向。大三时,我在年级中排名前1%。那时的我以为,保研稳了就够了。


其实我们大学也有“非做题家”。有位同学经常缺课,在外做了好几份实习,当时的我还不理解他。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也有过几段实习经历,甚至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行业,也许会有一个更清晰的未来职业规划。


很快来到保研季,我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在面试中,我表现得“很擅长科研”,面试官的每一个问题也基本答上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一个伪装。


就这样,没发过一篇文章、没有科研经验的我,来到了北大。


可能很多“小镇做题家”和我一样,对“做题”有种路径依赖。我身边也有很多硕博生抱着“来都来了”的态度升学、做科研,但开始读博后才发现,只有真正热爱科研、享受读博这个过程的人,才是真正适合做科研的人。可惜我不是。


二十出头的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人生不是只有保研这一条路,也不是只有读博这一条路。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证书


  没有回头路  


从流程上看,“博转硕”简单得超乎想象,只要递交一份导师签字的书面材料。但终于下定决心后,我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导师、家人摊牌。


在我做第一份实习时,我跟导师交流过转硕士的想法。当时,导师建议我再坚持试试,还说我的科研进展还不错。当她看到我转硕士的决心,也就不再挽留了。


至于家人那关,决定转硕的那段时间,妈妈一遍遍在电话里劝我“再熬一熬”: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有好的收入、好的地位。我只能一遍遍告诉她,那些都是她的想象,即使有了博士学位,也不一定有好的收入、好的地位。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育要学会吃苦,凡事熬过去就好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在责怪自己,为什么要畏惧读博过程的“苦”,怎么就不能熬个几年呢?


我知道,如果按照“小镇做题家”的惯性,再熬几年,也许能把博士学位读下来。但如果读博对我来说是一个最优解,为什么要用“熬”这个字来形容它?我意识到,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不是加倍努力狠狠拼命,而是不断探索,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说服家人很难,但我必须对自己负责。经过几个月的“辩论”,妈妈也觉得说不过我,只好让步,“那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自己开心就好”。


2023年9月,我向学校教务处递交了博士转硕士的申请。因为申请书的理由过于简略,第一次递交被驳回了;在第二份申请中,我写下“由于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不足以支撑博士学业……”,这才顺利通过。


一个月后,国庆假期结束,我从老家回到学校。进校门时,我用了3年的校园卡和人脸识别失效了,需要重新登记硕士生的学号来办理校园卡。


此前一段时间,我总把读博当成实习、找工作的退路,想着如果秋招不顺利,至少还能回来继续学业。直到刷卡进不去校门时,我才意识到“博转硕”没有回头路了。


转硕申请被批准后,我深深松了一口气。


生活还在按部就班继续。在写毕业论文、硕士论文答辩、投简历找工作之余,我第一次发现北京的秋天这么美。这一次,我不再因科研以外的放松而自责愧疚,终于能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图片在北京citywalk


  与自己和解  


2023年的秋招,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读博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出路大多类似:在高校做博后、进入医药企业、做中学老师。一位师兄告诉我,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某医药企业给北大生命科学博士只开出年包20余万元的“白菜价”。


因为积累了几段大厂的实习经历,我在秋招时期收获了多个薪资待遇不错的offer,也决定硕士毕业后入职杭州某大厂。


有同学劝我,这时候进大厂,可能会进入另一个“天坑”。


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才从一个“天坑”出来,再进一个又如何呢?大厂节奏快、工作时间长,甚至有裁员风险,但谁能保证进国企、生物公司不会遇到这些情况?进大厂至少能干到35岁,10年后钱也赚够了,即使被裁员还有“n+1”,不是现在要担心的事情。如果留下读博,结果很可能是做五六年科研,不一定能发出文章,日薪还只有一百多块。


今年1月,我顺利从北大硕士毕业。回想过去三年半的“博转硕”之路,我庆幸自己跳出了“来都来了”的惯性,开始独立思考,以及接受自己的平凡。读博和工作一样是围城,只有不再把“放弃”当作是“逃避”时,才能真正作出不后悔的选择。


我会记得学生时代的最后一课——与自己和解。


(本文陆石为化名)


来源:   中国科学报   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作者不希望被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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