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治校更能把准学术脉搏

    优秀学者深谙学术规律，深知我国科研制度的弊端与痛处，上任之后能锐意改革，对症下药，制定出更为科学而完善的学科规划。

    ■王海莹

    优秀学者担任学校管理者，赞同声与质疑声并存。赞同者认为，优秀学者尤其是那些海归“大牛”心系国家，理应重用，并借助他们来改革国内学术界的现状；质疑者认为，优秀学者一旦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式老路，对学术界而言是重大损失，还有可能成为自己批评的科研体制的牺牲品。

    笔者以为，在我国当前的学术氛围下，“大牛”学者走上领导岗位有助于实现学术效果的最大化。纵览全球名校，世界顶级科学家担任名校校长并非个案。据统计，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校长，都拥有博士学位，排名前20名的校长中有6位是各自领域的权威科学家，其中3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是著名物理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Ｃ.莱温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域作出了卓著的成就，而且运用自己的智慧，使大学更好地向前发展。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最好的大学，其校长往往是最优秀的学者。虽然高深的专业知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管理大学的能力，但完善的知识结构为他们理解大学精神、开阔胸襟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优秀学者深谙学术规律，深知科研制度的弊端与痛处，上任之后能对症下药，制定出更为科学而完善的学科规划，在教师聘任中更能坚持选人标准，促使学校的学术环境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另外，优秀学者往往有海外学习的背景，他们深受中西文化的影响，骨子里既有热爱中国的情怀和对东方文化内涵的了解，又有对西方大学追求真理与自由精神的深刻领悟，有助于学校科研与教学的快速发展，在学科建设和评价体系方面更快与国际接轨。而且，优秀学者经受过严格而艰苦的科研训练，具备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面临诘难和困境时能表现出坚毅而果敢的风格，这些对于大学师生而言都具有激励作用。走上学校管理岗位后，他们既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制度，又能依据中国文化传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科研制度，为学校管理注入更多的活力与魄力。

    当然，有人担心优秀学者走上领导岗位后，会成为自己批评的科研体制的牺牲品，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我国的学术生态环境堪忧，虽然学术工作者数量居世界第一，政府也投入大量资金，但“搞关系获取经费”、“行政通吃学术资源”、“论文抄袭”等不正风气使我国学术界陷入浮躁和尴尬。正是在这样特定的背景下，尤其需要优秀学者走向领导岗位，成为学校的领军人物，带领学校去弊革新，走上国际化发展的轨道。

    大学管理者的能力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所大学的层次与水平，对大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从现实来看，学校管理者从优秀学者中产生，是一条值得肯定也比较靠谱的途径。当然，他们还需要给予更大的空间和平台，需要更多的考验与历练，以实现自身与学校的双赢。（作者系天津教科院副研究员）

    大学需要职业化的管理者

    我国如今的大学成了一种巨型社会组织，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优异者可以驾驭的。而且，现代大学领导越来越注重专业化或职业化。

    ■别敦荣

    笔者以为，两位年富力强的顶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由学术任职转为行政任职，尽管职级提高了，但未必是好事。众所周知，我国大学行政事务繁杂，大学领导往往应接不暇，深陷其中后，行政与学术完全不能兼顾。有的领导为了学术行政两不误，五加二、白加黑地工作，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身心俱疲，尚且不能两全，还落得个脚踏两只船、三心二意的评价。

    所以，近些年一些新任大学领导主动提出不再兼任学术工作，不参与各种课题申请和奖励申报，希望成为专职的大学管理者，这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想行政和学术都兼顾，从现实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国向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很多大学领导都是从学术优异者中选拔出来的。于大学而言，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大学本身是一种学术组织，大学教育工作者都是学术造诣深厚的学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学术专长。选拔学术优异者担任大学领导，一能服众，二能指引学生，为他们树立榜样。因此，在数百年的中外大学发展史上，选拔优秀学者担任大学领导几乎是一个惯例。尤其是在大学与社会联系较少、办学比较封闭、大学领导工作主要是处理校内事务的时候，更是如此。

    但是，随着大学办学越来越开放，与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大学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大，教职员工动辄数以千计，学生动辄数以万计，财务收支达到以亿为计量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成了一种多元的巨型社会组织，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优异者可以驾驭的。而且，现代大学领导越来越注重专业化或职业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下欧美国家的大学，几乎找不出我国所谓的“双肩挑”大学领导管理者的原因所在。

    有人可能会说，选拔一位院士担任大学管理者，总比随便找个什么人强，这话有一定道理。我国大学管理者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大学学者，二是大学专职管理者，三是党政部门领导者。这三类人担任大学领导各有长短。学者担任大学领导，有学术情怀、学术视野和科学精神，但缺少行政经验，还可能对学术事业割舍不下，一心挂两头；专职管理者担任大学领导，有行政经验，对大学整体比较熟悉，但缺少学术修养或科学精神；党政部门领导担任大学领导，有社会资源和关系，驾驭复杂社会性问题的能力较强，但对学术缺少感情，不理解学术规律，且工作上往往比较独断。这就决定了我国大学管理者总是一个不成熟的群体，离职业化、专业化有较大的差距。

    职业化、专业化无疑是大学管理者的必然选择。建设一支忠诚于高等教育事业，具有深厚的学术修养和高超的领导管理能力的大学管理者队伍，是我国大学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但学而优则仕也是一把双刃剑，有些被提拔到学校管理岗位的学者无意成为一位职业化的大学管理者。而且，即使其想继续从事学术工作，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既然放不下教学和研究，为什么不放下行政，一心一意从事自己想干的事，做好“对自己的承诺”？既然接受了组织的选拔和任命，又为什么不放下教学和研究，用百分之百的精力去做行政，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专职大学管理者？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二选一的问题，可能正是我国大学管理者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主要障碍所在。（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链接：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5-08/27/content_440789.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