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深圳大学学生辅导员的招聘广告引发广泛关注。围观、叹息、议论者多是在校博士生或者未来的博士生，起因是报名条件中要求“28岁以下的博士”。
也就是说，只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环环相扣、一路直升的博士毕业生才刚刚够“年龄资格”，如稍有耽搁，即便有“常青藤”盟校、原“985工程”高校之类的名校博士学位，也闯不过“资格线”。
博士生网友的反应多是出于对前途的担心。这种真正进入大学工作前产生的焦虑，充其量只是社会焦虑的一种。想入职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虽然身处大学校园，却未必能体会到转换角色后的心理和情绪。因此，他们的焦虑只能算是一种大学之外的“外部焦虑”。
当下，大学普遍实行的新入职教师“非升即走”政策，因为是结果立判的，且在政策执行上出现过多种问题，最容易引发议论，争论也最多。甚至有人以为，这是大学内部焦虑情绪的典型代表或引起焦虑的动因，但它其实只是大学里诸多“焦虑”中最表象化的一种而已。
三四十年前，大学里还很流行“适度的焦虑”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的法则。然而，如今要在教学上对学生施加“适度的焦虑”，其效果要么引起直接的反弹，要么让学生产生更多焦虑。因为多年的鼓励式教育已经让多数学生失去了对一般性焦虑的承受力，而所谓多元的评价方式，并没有起到克服焦虑的作用，反而让“适度的焦虑”中的“度”游移得太无章法、不可控制。
无法在教学上施以“适度的焦虑”，就容易产生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无力感。它不仅意味着教师的权威大打折扣，还会消解教师的教学热情。面对自己的讲课被学生以睡觉或玩手机的方式所轻视，教师当然可以当“鸵鸟”，但任何有责任感和自尊心的教师都不可能平静地接受。过去我们看到讲完课的老师是疲倦的，但眼中充满着欣慰；现在同样是疲倦，流露的却可能是十足的无奈。
科研上的焦虑是以另外一种情形呈现的。由于科研管理的日趋科层化，让原本相对单纯的研究成果发表和学术价值评价变得不再单纯。期刊级别的划分有其合理性，但唯级别论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以往按照期刊级别评价和奖励，直接造成了所有教师追求论文数量而不得的焦虑。
然而，现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方面，量化管理日渐僵化，只认数字的结果是既不重视内容，也不再（或不想）鉴定内容；另一方面，在意识到此问题后，高校相关部门不是探索新路，而往往会依照习惯设计出新的量化指标。
多年来，在SCI期刊或者《细胞》《自然》《科学》三大“顶刊”上发表论文，已成为检验理工科专业教师科研水平的主要标准。特别是近两年，文科专业也不甘寂寞，纷纷以“与国际接轨”名义，加大文科专业外文期刊论文的奖励力度。
于是，在外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立即变得价值连城，哪怕此类论文没有进入JCR高影响力区级，内容也不过是介绍性质，所获奖励也要高出中文核心期刊上中文论文的5至10倍。这也让原来的数量追赶又加上了对新政策的适应和再追赶。这时候的焦虑不是一个替代一个，而是复合式，是一个又一个没有秩序地堆叠在一起的。
形式重于内容还只是引发焦虑的一个因素。按照这种量化管理模式的要求，形式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它已经被赋予了“学科建设”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因为诸如学科评估、专业认证、大学排行等与学术评价相关的内容都看重形式，所以即便是心知肚明，也要加以维护。依此逻辑，“形式”即便是一个空无一物的纸盒，也要假装它很充实，或者只盯着它的外表，学会欣赏没有美感的包装。
因此，一旦从业者的“境界不够”或适应不及时，很可能就会产生更深的焦虑。
从网友针对深圳大学招聘的议论中也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倾向，即有心进入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似乎都将待遇放在首要位置。由此可见，在一些博士生心目中，大学已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教育净土，而只是诸多社会或经济机构之一；教师也不再是单纯的“灵魂工程师”，而只是若干职业或就业岗位中的一个。
从本质上说，就业就是为了生存。博士毕业生将入职大学下放到生存层面，还只是一种外部观念的投射。反观大学自身，至少在管理方式上，也在推动和适应类似的下放或下行趋势。
只不过，这种来自校内外的生存诉求是建立在集体无意识基础上的，且又与“好生活”的向往方向一致，因而让“生存”式价值观被包装得合情合理。
然而，生存焦虑是人人都会有的焦虑，如果笼统地将“生存”作为目标，就等于抹杀了职业的差异和基于职业特点的期待，以及对更高目标的追求。因此，唯有超越“生存”观，教育和文化机构才可能名副其实。
应该看到，理想的大学既不是生存竞争之所，也不是生活优渥而无所事事者的避风港。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